胆识来自智力“集团军”——武汉的城市改革是怎样寻找突破口的？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胆识来自智力“集团军”
——武汉的城市改革是怎样寻找突破口的？
本报记者　王楚
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跨出了可喜的一步。有些重要领域的决策，被赵紫阳总理称为有胆略的决定。来访者常问：“市领导改革的胆识从何而来？”回答是：来自智力“集团军”。
（一）
武汉市长吴官正刚刚上任，就曾引起三镇一些人的震惊，随之而来的上访、疑虑……“怎么会轮到他当市长？”言外之意，他的资历不胜任市长这个角色。新市长上任，就被人指指戳戳。一块块疑云，从积极方面看，说明群众希望有位“信得过”的市长出任组阁。
出乎意外，吴官正竟承认自己不行。
吴市长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么大的武汉市，凭我个人的聪明、才能，远远不能挑起市长这副担子。”他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因为据科学计算，一架喷气式飞机设计参数为十万个，洲际火箭的可变参数为一百万个，而城市问题可变参数却高达一亿个！
但市委第一书记王群、即将交班的老市长黎智等领导干部向吴官正报以信任的眼光。
1983年3月，刚刚到职的吴市长既未“新官上任烧三把火”，也未初来乍到踢“头三脚”，而是游说学府，登门求贤。五十天过去了，一个高水平的“智囊团”——市政府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三十二名咨询委员，有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的就占二十九名，咨委会下设工业、交通、农业、科教、财贸等八个专业咨询组，八十六名成员，几乎包括了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各大门类。
“智囊团”开张大吉，市直机关却舆论四起：
“刚上台，就闹起花架子。”
“有本事，自己干，拉专家、教授吓唬谁呀？”
的确，当官的“求教于人”，在我国一些人的心目中可以与“没本事”划等号，再说，基层干部对某些领导的“老三招”也摸透了：对上，伸手大讲困难；对下，搞命令主义；当这两招都失灵，就玩起第三招形式主义和花架子。
“市长大人背后站那么一大排书生，你说这架子花不花？”这说明干部和群众深恶“花架子”。吴官正心里清楚，现代城市错综复杂，行情瞬息万变。市长不可能是通才，而遇事又要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充分运用科学家、专家的专长和智慧，以缩短领导职责与个人能力之间的差距，实属必要。专家、学者是研究趋势和方向的。这，不能与“花架子”同日而语。
专家的学识、智慧与领导的决策相结合，可以打破传统的决策习惯，而利用智力咨询集团进行科学决策，这是当前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
依据“智囊”们的建议进行决策，市领导同样需要胆量。
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突破口”选在哪里？一题既出，高论各异。咨询委员会是市府的高级参谋部，建议、设想果然出手不凡。在武汉的大学、科研单位、学会、民主党派等七路大军的二百六十多家咨询机构，也不甘示弱。市府召开的八次咨询研究会，建议就多达二百四十余条。
“武汉雄踞长江中游，京广大动脉的中段，是我国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抓活流通、交通这‘两翼’，武汉经济才能起飞。”“两通”派观点一露，就成为众矢之的。武汉大学教授李崇淮不顾六十九岁高龄，他一论、再论、三论、四论“两通”起飞可行，据理力争；
“工业这个主体不壮实，光靠‘两翼’呼哧呼哧，能飞得起来吗？再说手中无米鸡不来，武汉市没有打得出、叫得响的拳头产品，怎么发挥城市的吸引、辐射的功能作用？”工业先行派寸步不让，呼应者众多；
“要以科技立市。日美等国就是如此。科技水平将是制约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识时务者为俊杰。”
“武汉一无石油、二无矿藏。古人曰：‘两湖熟，天下足’，鱼米之乡不靠鱼米靠什么？”……
“诸子百家”，各持己见。市委、市府根据武汉计划单列以后的财力、物力现状，决定选用搞活“两通”为改革的突破口的方案。消息传出，市内外引起的强烈反响，这是王群、吴官正没有想到的。流通和交通对商品经济有着重要意义。统得过死的商品经济要向开放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搞活流通、交通则是过渡的桥梁。学术自由的空气开阔了领导的视野。市委、市府为了使视野更加开阔，从全国各大城市请来了“智囊”：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于光远、宦乡、蒋一苇、童大林等四十多位学者专家，千里迢迢来汉，运筹谋划；日本、联邦德国友好城市的十几位专家也纷纷参加咨询。
集思广益，择善而从。
创第一流产品，提供第一流服务。把武汉建成开放型、多功能型的中心城市，而敞开三镇大门，搞活“两通”（交通、流通）为改革的突破口。方针定下，坚决执行。6月，市长吴官正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两通”稍有突破，城门一敞开，武汉的地理和市场优势立即显示出来，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贸易行栈似雨后春笋；贸易中心脱颖而出；“第三产业”应运而生，“信息热”、“科技热”，连十万农民建筑大军也浩浩荡荡开进城来；全国第一家民办航空公司成立；原来独家经营的长江港口，也成了各种经济实力竞争的闹市。
（三）
“市委真是如此重视专家的作用？还不是把他们当作无柄的暖壶，用时抱在怀里，不用就扔在床底。”
“历任市长都没有这任市长刁。把专家推到前面，说话当然灵。”
搞改革，每前进一步，总要遭人非议的。吴官正并不回避。他说，运用“智囊团”，我们是刚刚开始。有议论，正说明用专家的科学咨询去取代习惯的决策方式，还需要有一个过程。把“智囊团”的科学咨询，作为市府决策的重要环节，从法律上还缺乏保证。何况有的是我们不识货。人们的怀疑也是正常的。但是，尊重专家，我们是真心诚意的。
“来的都是客，服务要周到。”这是市委第一书记王群常讲的一句话。市领导在实践中逐步明确，领导就是服务。把专家、学者振兴武汉经济的最佳方案付绪实施，这就是最好方式的服务。去年6月，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偶尔露出一条建议：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吴市长知道后，当夜派员向刘道玉汇报：一名副市长已根据他的建议组织了调查。市府决定第一批将三十八所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1985年职业学校比重达到37％。市府还作出规定，对专家们的建议，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凡合理可行的要尽快采纳，能办到的立即办；需要创造条件逐步办到的，积极创造条件；一时办不到的也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
尊重专家，关键是尊重学识。为打破交通“分割的条块”，市经委提出成立交通委员会，协调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各部门。方案拿出，发现部属和省属有关企业并不能下放，改革不能同步，如果成立协调机构，仅仅只管一个交通局，显然多增加了一道门槛。市经委打了退堂鼓。市委、市府有关领导也认为“庙好建，拆就难”。“智囊团”论证后，认为成立协调机构是搞活武汉大交通的必经之路。从长远计，成立协调机构，可以促进上下左右同步改革。市领导撤回原决定，迅速成立了交通委员会。市领导尊重专家，专家敬重市领导，不少人还相互交上了朋友。
武汉这个由当地、国内各地和海外专家、学者形成的松散的、多层次咨询网络，被人们誉为市府的智力“集团军”，从事咨询的人数多达两万余人。这支知识密集型的队伍，使全市的改革有了论证，因而指挥员才有了胆识，使起步不算早的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经济的重要领域都有了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