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之巅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地球之巅
雷加
我曾把天安门当做地球之巅，从那里树起“一二·九”运动大旗，多少学生集合起来，呼出自己的口号，走向革命，锻炼成一支支革命队伍。作家师田手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经历象千万个东北学生一样，“九·一八”事变后进关，从此具备了流亡学生这个称号。这个特定历史身份，又会发光，又会发热。师田手在北平弘达学校读高中时，不断将稿件寄回吉林家乡报纸发表。不久，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考取了北京大学。当他担任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组长时，又是一名响当当的民族先锋队成员了。
民族危机一浪高过一浪，与此俱来的沸腾生活，更是难以忘记。游行示威，革命歌声和战斗友谊，又无处不在。我和师田手就是在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相识的。
我们共同组织了平津青年写作会。多少人在赞赏我们那份工作劲头，还有那份负有神圣使命的责任感呀！还有人记得这是南京城里哪一个中学吗？整个校园挖了防空壕，敌机一来，我们就躲进去，平时在屋子里埋头为报纸赶写北平沦陷的报道。我们要向全国尽快地报道出来。我们十分自信。只有我们，除了我们这些亲身受到沦陷的痛苦，又在敌占区逃出来的人，还有谁能比我们掌握更真实的第一手材料？不由我们，又由谁来肩负起报道的任务呢？
可是，不久，连南京也沦陷了。我们这个小团体的战斗成员，又分赴各个战场。如李墨林同志牺牲在战场上，何佶（吕荧）同志直到解放才又见面。我和师田手1938年又在延安相遇了。
那时，丁玲刚由马列学院调到文化协会工作。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说：
“……我到文协……负责日常工作，有事便与党支部书记师田手同志商量……这时文协机关人员很少……大家都住在中央机关所在的杨家岭的后山沟，除自写文章外，还在抗大，陕公，女大等处建立业余文学小组……”
这是久远以前的事了，但回忆起来又是那么新鲜。上面丁玲那篇文字又是那样亲切，当年的工作和生活面貌全从这个亲切的评语中透露出来了。这是一个在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共产党员，和一个老地下党员相遇了，又在一起携手工作。当年的丁玲焕发青春，而师田手也具备了成熟的党的工作经验。他们的交谈，从不脱离工作和学习，在散步中间，在白皮书桌旁边，或是在燃着蜡烛的夜晚。我是1938年由冀中前线回到文协机关工作的，所以不少场合，我都在场。
师田手留给我的印象至今不变：轻轻的脚步，见人时一种特有的亲切手势，他的红润的面颊和烟似的头发又使他的微笑发光。我们十分敬重他，因他有一种兄长的风度和令人钦佩的孜孜以求的精神。
文艺小组工作他是参加的。此外，我们还编印机关刊物，还创办星期文艺学园，1940年春还举行过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协代表大会。那时，不断有人到前方去，也不断地有文坛老友从大后方来。后来进行整风学习，号召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体验生活，师田手都身体力行，永远站在最前列。
周文同志有一篇延安大生产运动的纪录文章，其中提到了文协支部动员工作以及师田手所起的积极作用。我自己也深深感受到师田手对土地的爱，对革命工作的爱和对一切的爱。
他对革命工作的爱，最终表现在写作上。他象是永远肩负着一种报道任务。从“九·一八”事变起，直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每一个革命浪潮，每一个时代转折，他都要力求实践，把自己亲身感受写下来，为了自己，也为了周围的人或是下一代，忠实地纪录下来。
今天在《延安文艺丛书》中刊出的散文《延安》，那是他歌颂延安的一篇力作。时间是1939年，他这样歌颂着：“延安，就屹立这风暴的海洋里。”这种气势磅礴的歌颂，无疑也是他创作生活的基石。从此他任文艺工作队秘书，或东北日报记者，以后不论他任备粮工作队秘书主任，或是专署工作队队长，他几乎都未离开农村和土改运动，一丝不减他当年在延安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或以后参加的军垦南泥湾的热情。他沉醉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他终生追求自己的理想：要创作出一个“军垦南泥湾”的史诗来。虽然晚年病重不能全部完成，只发表了部分章节；但是他的《活跃在前列》七十二篇小说和特写，不是大部分歌颂了生产建设中的英雄事迹吗？他的叙事长诗《歌唱南泥湾》（辽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不是尽情地歌唱了陕甘宁边区南泥湾精神了吗？
我想起师田手同志，就看见那面“一二·九”运动的红旗。这面红旗照亮了他的创作的一生。
（编者附记：本文是作者为《师田手小说集》所写代序。即将由春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