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夫人——访法小记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罗曼·罗兰夫人
——访法小记
戈宝权
去年11—12月，应法国对外关系部和巴黎第八大学的邀请前往法国访问和讲学。当我在11月10日清晨飞抵巴黎戴高乐机场后，巴黎第八大学教授米歇尔·鲁阿夫人陪同我们到了大学城的住所，当即请我打电话给罗曼·罗兰夫人玛丽亚·巴甫洛夫娜，约好了第二天的拜访时间，这就成了我到达巴黎后的第一项活动。
回想起来那还是1935年6月30日的事，作为一个中国的新闻记者，我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体育大检阅，恰好那时罗曼·罗兰夫妇应邀到苏联访问，高尔基就在这天陪同他们来到红场的列宁墓前参加观礼，因此我有幸看见了罗曼·罗兰和他的夫人。想不到在七十年代末，我所进行的罗曼·罗兰与中国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发现了敬隐渔写给鲁迅的信，其中谈到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语，并说要把他的译文介绍给《欧罗巴》杂志发表，所有这些事都引起了罗曼·罗兰夫人的兴趣和重视。从那时起，承她经常写信和提供各种资料，使得我有可能更加丰富了在这方面的研究。
11日的午前，我们来到蒙巴纳斯林荫路89号罗曼·罗兰夫人的寓所。当我们走进她的工作室同时又是接待室时，看到周围都是五层高的书架，上面排列满了收藏有关罗曼·罗兰文献史料的卷宗档案；靠窗口的书架上摆满了罗曼·罗兰本人的著作；两张占满了大部分房间的长桌上，也堆着书刊、资料和打字机等物，我们就不禁想起，这就是罗曼·罗兰晚年曾经从事写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罗曼·罗兰夫人已是九十岁的高龄，她的身材不高，满头银丝，但面色红润，显得慈祥而又和蔼可亲。这天她穿了一件蓝白细条纹相间的罩衫，在门口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并请我们在书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罗曼·罗兰夫人是俄国人的后裔，她的父亲是俄国人，母亲是法国人，因此她精通俄法两种语言。她早在1923年就和罗曼·罗兰通信，从三十年代初起当了罗曼·罗兰的秘书，1934年同罗曼·罗兰结婚，从此成为他的忠诚伴侣。我们这天是用俄语交谈的，她还用法语向她的两位男女秘书介绍说：“这位先生在莫斯科见到我们时，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他头上也添了白发”。在谈话时，她不断把我讲的话译成法语，她的女秘书就在本子上记录了下来。
当我们拜望罗曼·罗兰夫人时，我把我国新出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母与子》（即《欣悦的灵魂》）、《傅译传记五种》、《贝多芬传》、《歌德与贝多芬》等书，还有我写的《罗曼·罗兰和中国》的论文以及编的《罗曼·罗兰著作中译本编目》送给她。她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说道：“罗曼·罗兰生前对中国有着很大的兴趣，他一向深切同情和支援中国人民，正象托尔斯泰一样，遗憾的是他很晚才同中国人有了交往，而且未能到中国去。”她还说：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潜意识吧，她一直对中国和中国人很感兴趣。她还谈起当1918年夏季她离开彼得格勒时，看到一批中国人（据我猜想可能是当时参加赤卫军的中国战士）在操练的情景。
罗曼·罗兰夫人虽已高龄，两眼昏花，双耳重听，但她还是充满了精力，亲自主持罗曼·罗兰基金之友会的工作，编印会刊，同时整理编辑罗曼·罗兰的遗稿、书信和日记等，从1948年起开始出版《罗曼·罗兰手册》，现已出版到了第二十七册。我们第一次的会见谈了一个小时，在巴黎期间，我还再访过她两次。承她把《罗曼·罗兰基金之友会会刊》和新出的两卷《罗曼·罗兰手册》送给我，而且都签了字，并且写道：“纪念我们在巴黎友好的会见”。
不久前，巴黎第八大学校长弗里乌夫妇和米歇尔·鲁阿夫人来我国访问，听他们说罗曼·罗兰夫人因病住进医院。我当即请鲁阿夫人带了信，并把我国新出版的罗曼·罗兰的《回忆录》和茨威格写的《罗曼·罗兰传》带给她，并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孰知当这篇访法小记刚写完时，就同时接到米歇尔·鲁阿夫人和克洛迪娜·苏尔梦夫人寄来的信和讣告，想不到罗曼·罗兰夫人已于4月27日在巴黎逝世，5月3日上午在她住所附近的圣母教堂举行了追悼仪式，5月6日下午在罗曼·罗兰的故乡克拉姆西举行了葬礼。现在这篇短文，既作为对她的追忆，同时也作为对她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