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的著名科学家——记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不知名”的著名科学家
——记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
本报通讯员　冯媛　本报记者　陈东
1984年，在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二十周年展览会上，国家颁发给原子弹氢弹理论研究的奖状和奖章旁，摆着一幅在一本书的空白扉页上写的题词：“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几位著名的中年核物理学家在这里驻足凝思，题词者是他们的老师，也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带头人。他就是三四十年代曾蜚声国际物理学界、后来却因工作需要而在国内鲜为人知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
受命于国家急需之时
1962年初，广州科技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聂荣臻同志告诉大家：我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关已经攻下，原子弹可望如期爆炸！顿时举座皆欢。是啊，1959年，某大国撕毁协定，撤离专家，卷走图纸，只留下一句话：离开我们的帮助，你们十五年也休想搞出原子弹！
但是，我们搞原子弹的决心下得慎重而坚定。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运筹帷幄，当年指挥千军万马的聂总，又率领一支十万之众的科技大军斩关夺隘。
理论设计，是研制原子弹需要攻克的第一座关隘，能否为十万大军辟开通途，在此一举。谁来挑头？指挥员之一的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举荐彭桓武。他深切了解自己的这位同窗好友，彭桓武是一位既有深厚科学理论基础、又善于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物理学家。他早有为中华民族自强而“干一场”的心愿。
住在戈壁滩上临时搭起的帐篷和简易房内，生活异常艰苦。但对科研人员来说，更困难的是工作条件。虽然国家把当时科学院自行制造的仅有的电子计算机尽量安排给他们使用，但“常规武器”——计算尺和很少的几台手摇计算机仍然还在服役。而他们要攻克的，却是包括被称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在内的顽固堡垒。要提出种种假想、猜测，要列出一个个在当时文献上找不到的公式，要解出许多复杂的联立的非线性方程组。而他们所能依据的资料，只是作为第一原理的经典力学、流体力学、统计力学、量子力学……彭桓武擅长的民主讨论的方式，在这里又一次显示出巨大的战斗力。在他主持下，无论是成就卓著的名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后学者，都敢于直陈己见，谁对就听谁的。终于，在这场需要高度理论水平的攻坚战中，彭桓武他们以雄厚的基础知识，完成了这一科学上的勋业。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西部戈壁的轰然一声巨响，使中国震撼了世界！这是“加强国防力量的重大成就，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套红的号外雪片般飞散。中国政府的声音传遍宇内。亚非舆论认为，中国的成就加强了新兴力量，打破了核垄断。美国总统惊呼“不能等闲视之”。法国部长预言世界力量的对比将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
众所周知，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苏联用了四年，而我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谜底之一就是：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完成后，彭桓武带领的这支队伍没有象通常的攻关组那样一完成任务就解散，而是立即转到有关氢弹的理论研究。由于从事理论、实验、设计、生产方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密切合作，在全国各部门大力协同和支援下，在周总理和聂帅的直接指挥下，我国的氢弹终于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赶在法国人前面，爆炸成功了！
理论物理学和钢锭热处理
五十年前，二十岁的彭桓武从清华毕业时，中国的物理学研究机构寥若晨星。欧洲，现代物理学正进入繁荣勃发时期。1900年量子理论问世。1905年诞生了相对论。以发展量子论著称的玻尔等人，正和爱因斯坦进行着一场物理学史上持续最久、争论最烈、最富有哲学意义的论战。对量子理论及量子力学有划时代贡献的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玻恩……如同璀璨的明珠争相发出夺目的光彩。
1938年，在东濒北海、人杰地灵的爱丁堡，彭桓武成了当代理论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玻恩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十年间，彭桓武先后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在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的研究所里当了教授，他发展了量子跃迁宽度的理论，以关于介子的HHP理论的创造而一时名扬国际物理学界，还被遴选为爱尔兰皇家学会会员……但他却悄悄离开这一切，登上了东归的海轮。当我们问他为什么回国时，他不无惊奇：“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倒要理由。”他用原准备躲避战乱的全部积蓄，买了一张从香港到天津的船票。当他们的船经过长江口时，正传来解放军攻战上海的隆隆炮声。
他迎接了新中国壮丽的日出。面对聚集在科学馆的清华物理系全体师生，彭桓武手拿毛泽东同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面读，一面不住地赞叹：“太好了！科学极了，就象我们的物理学论文一样！”这是一个科学家用他自己的语言所给予的最高评价了。共产党重视科学，科学家有了用武之地。彭桓武终于能实践归国前与钱三强相约“干一场”的心盟了！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王淦昌和彭桓武等人白手起家，在北京东皇城根的半个四合院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第一个新的研究所——近代物理所。它是原子能所、高能所以及后来分离出去的许许多多研究所，如兰州近代物理所、上海原子核所等的摇篮。这里，走出了一大批目前挑大梁的科学家，一批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展，给理论物理学家提供了把科研和生产结合的新天地。我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鞍钢为提高生产效率，拟采用先进工艺。但难以解决钢锭在快速加热时容易产生裂缝的问题。彭桓武巧妙地利用简化的物理模型和数学计算，化繁为简，求出的高温加热中钢锭的安全直径，和实验结果一致。从而为我国钢锭高温加热制订了第一个规程。这正是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彭桓武因此赢得了理论物理学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第一人”的赞誉。彭桓武现在还常常提起他在这项工作中受到的启发和锻炼。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彭桓武和他的学生黄祖洽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出发，为我国的核反应堆的建造做了许多开拓性的理论工作和培养人才的工作。
原子核在裂变
原子核一分为二，释放出200兆电子伏的能量。这个过程就是原子核的裂变。原子弹就是应用这个滚雪球似的连锁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原理制成的。彭桓武在新中国的科学生涯，正象一个由裂变反应组成的链式反应过程。
建国前夕，“清华四杰”（指清华大学物理系历届毕业的四个杰出学生王竹溪、彭桓武、林家翘、杨振宁）之一的彭桓武回到母校。他执教清华、北大，在国内第一次开设了正规的“量子力学”课程；后来又在教育部举办暑期讲习班，为各大学培训了一批量子力学教师。他那化繁为简的本领，等于给了学生一条走出科学迷宫的阿莉阿德尼之线。这样，一代学人被引进了理论物理学的殿堂，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理论物理学家。
黄祖洽、周光召，当年他的研究生，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分别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带出了一届届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对跟着彭先生学习的日子记忆犹新。彭桓武重视基础训练，也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业上，他是严师，其它方面，他又是朋友，给学生改善伙食，同他们漫步长谈社会与人生。从他那里，学生们不仅秉承了他既能搞基础研究又能搞应用研究的特点，又学习了他那耿介旷达不计名利的品格。黄祖洽说：“我跟彭先生的最大收获就是学到了他培养人的方法。”
十年内乱，彭桓武也在劫难逃。当科学的春天姗姗而来时，彭桓武象解放初那样又进入了高激发态。
——1978年，他与何祚庥等人组建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它坐落在科学城中，是一个由简易木板房围成的不起眼的小院。在二十多位科研人员中，正副研究员有十五位，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就有五个半。他们出版的英文预印本已发行到二千多份，在世界科坛中引起了重视。几年后，他主动辞去所长职务，并力荐他过去的学生周光召接任。
——1980年，他组织起被“文革”冲散的凝聚态物理研究人员（凝聚态物理是为材料科学提供理论依据的一门科学），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积累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储备。
——1982年，我国首次实行科学基金制，彭桓武被推为数学物理学部基金组组长。为了保证这笔钱全部用于有价值的科研课题，他从国家实力出发，以科学价值为准，大公无私，不讲情面。有人来徇私说情，哪怕是他的老师、同事、学生，他也丝毫不为所动：“不该给的，就是不给！”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作风，为基金制这一新生事物赢得了声誉。
——1983年，彭桓武又担任了数理学部的规划组长，为我国数理科学的发展制定蓝图……
钱三强多次感叹：“彭桓武默默地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当一项项新开辟的事业胜局奠定后，他就急流勇退悄然位移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彭桓武，他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但他却讳言自己，回避荣誉。几年来，他辞去了理论物理所所长并坚决主张不设名誉所长，辞去了凝聚态物理学科组组长，辞去了基金组组长，辞去了规划组组长，把这些重要职务一个一个地移交给更年轻的科学家。最后，他又硬是辞去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他这种“功成不居”的品格，赢得了许多科技人员深深的敬意。对新闻界他一贯是敬而远之——“我是不受抬举的。”要不是他的学生和同事（仅学部委员就有八人）建议和帮助了我们的采访，我们也一定会象所有采访过他的记者一样被“倔”回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彭桓武先生以科学家的务实精神，汲汲于真理，澹泊于名利。但是，历史不会因为他对名誉和地位的回避而遗忘他。（附图片）
彭桓武在作学术报告。　邵小川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