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功岂必书之碑——怀念牟宜之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有功岂必书之碑
——怀念牟宜之同志
肖华 黎玉　莫文骅　霍士廉　林月琴
　　牟宜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每当想起他的英名，他那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他那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奋力奔波，他那为社会主义建设不辞辛劳的形象，犹历历在目，宛如昨天……。
投笔从戎事国殇
牟宜之同志，1909年生于山东省日照县牟小庄。少年读书时，他受到姨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帮助。五四运动，给少年时代的宜之同志以很深的影响。
1925年，宜之同志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进行一些秘密活动。1927年，在济南无法立足，又被家庭发现，被迫返回故乡读书。他图谋插旗造反未成，又为国民党县党部所注意，遂转往上海读书。“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断送了祖国的半壁河山，这更激起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鄙视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当时他在《九·一八》一诗中写道：“神州那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
1932年，宜之同志再次回到故乡，参加了著名的日照暴动。暴动失败，宜之同志不得不东渡日本，便和党失掉了联系。在日本，他先后就读于秋田矿业专门学校和东京中央大学。
1935年秋，宜之同志回国，以丁惟汾的关系，担任了山东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
1937年，抗战爆发。宜之同志怀着抗日救国的赤诚愿望，赴西安和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奔赴延安。办事处的同志了解到他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有联系，要他到敌后进行抗日斗争。1938年初，宜之同志回到大片土地已经沦陷的山东。当时，许多国民党官吏都弃职逃走，而日寇还无力占领内地的一些县城。那里，土匪遍地、司令如毛。宜之同志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往远在鲁北的乐陵县任县长。
当时乐陵流传着宜之同志下述几件事情：
一、他杀了乐陵县旧政府的一个捕班总头。此人长期敲诈勒索，草菅人民。二、他亲率武装消灭了乐陵县茨头堡区的一股土匪。这些匪徒趁着兵荒马乱，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三、他处决了一个日本不法商人。这个日本人由汉奸引导公然在市场上贩卖毒品。被捉拿归案后，还趾高气扬地说：“我是日本人，你们中国人管不着！”宜之同志说：“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贩毒，触犯了中国法律，我不但要管，还要杀你们这些家伙！”随即将这个日本人和那个汉奸枪毙示众。四、乐陵县一个豪绅平日横行乡里，罪恶深重，因私贩毒品罪，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豪绅的家属送来大量银元，想赎出犯人。宜之同志严正地说：“钱是人民的，要还给人民，人是要杀的，谁也休想买通我！”叱退了来人，处决了罪犯。
1938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肖华部来到乐陵，得到宜之同志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他彻底改组了县政府及其武装，完全接受我党我军的领导；县政府的财粮积蓄完全献交我军，其武装也改编成我军泰山支队。他自己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当即被吸收为特别党员。乐陵成为一个完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国民党顽固派恼怒万分。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气急败坏地跑到乐陵，向宜之同志兴师问罪：“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宜之同志答道：“笑话，我怎么成了你的人？我是中国人！谁抗日，谁为人民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沈鸿烈暴跳如雷，用手掌把桌子拍得连声响，申斥宜之同志。宜之同志冷静地回答道：“就是你把手指拍断了，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主张！”沈鸿烈技穷，便委任牟宜之为省政府秘书主任，妄图调虎离山。宜之同志严词拒绝了沈的“委任”。沈鸿烈最后使出流氓手段，把宜之同志架上汽车拉走。这时，我党发动上万名群众在城外南关拦截住沈鸿烈的汽车，向他请愿，要求挽留抗日爱国、深得民心的牟县长。几百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大娘卧在公路上，坚决不让沈鸿烈带走牟县长。沈鸿烈命令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但群众毫不畏惧。沈鸿烈看到众怒难犯，只得狠狠地将宜之同志推下汽车，狼狈地逃走了。对于宜之同志在乐陵的革命工作，周恩来和罗荣桓同志都曾给予高度评价。
誓拚顽躯歼敌寇
1939年春，由肖华同志介绍，宜之同志来到重庆，住在曾家岩周恩来同志住地，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做了一个时期的统战工作，经常活动于丁惟汾、白崇禧、李济深、邵力子等人之间。
1939年秋，宜之随邓颖超同志去延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和重庆统战工作的详细情况。毛主席听后非常满意，亲切勉励宜之同志继续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
由于冀鲁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需要，1939年9月1日，宜之随邓小平同志离开延安，9月18日抵山西辽县八路军总部。
在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同志接见了宜之同志，做了重要指示，并拨给冀鲁边区二万发子弹，由宜之同志带回。
1939年10月，宜之同志回到冀鲁边，担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进行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40年春，鲁西顽军石友三制造摩擦，破坏抗日。八路军一一五师肖华部主力奉命调到鲁西地区讨伐叛逆。宜之同志担任挺进纵队司令部的秘书长，随军抵达鲁西。夏季，宜之同志率鲁西区代表团参加山东省联合代表大会，被选为山东省民主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委员。同年9月，宜之同志到驻山东的东北军中，对于学忠做了大量的开导和争取工作。
1941年春，宜之同志被选为山东沂蒙区行政公署的专员。沂蒙区是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驻有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纵队司令部等机关。这里民主政权的建设，对于发动广大群众坚持山东抗战具有重大意义。日本侵略者对沂蒙区先后进行了多次“扫荡”。特别是1941年11月的大“扫荡”，出动了五万兵力，持续了两个月之久，形势十分严重。宜之同志率领专员公署机关和一支小小的警卫部队，同敌人在山沟里周旋。他们一面打击敌人，一面支持群众反“扫荡”。有一次，他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头上，山下炮击，天上飞机轰炸，情况十分危急。宜之同志写了绝命书鼓舞部队与日寇血战到底。队伍坚持到天黑，利用熟悉的地形，终于打开一个缺口，冲出了包围。在这次反扫荡中，宜之同志不屈不挠，始终在内线顽强坚持斗争，他领导的队伍没有插一条枪，受到山东分局和鲁中区党委的表扬。在他的《反“扫荡”》诗篇中，存留着“誓拚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的悲壮诗句。
1942年8月，宜之同志调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后为山东军区）参议室主任，专门从事策动敌伪军反正的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向以前就相识的王道、莫正民等晓以民族大义，促使他们毅然反正。王道率伪灭共建国军第一师一千六百余人于1944年夏弃暗投明。同年冬，莒县伪保安大队长莫正民率部三千五百余人起义。1945年1月，他又参加了争取伪军张希贤部一千五百余人反正的工作。这些部队被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一、二、三旅，宜之同志担任独立第一旅的政治部主任。他在策动大股敌伪军起义工作中的成绩，受到以罗荣桓同志为首的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
抗日战争胜利后，牟宜之被任命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并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小组的工作，对美蒋挑起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
牟宜之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敌伪斗争中，善于团结各个阶层、各种地位的人士，侃侃而谈，说今论古，不卑不亢，以理服人。但是他又能坚持革命立场，刚正不阿。有时面对敌顽，他虽置身危地，仍然是义正词严，当面指斥其反动行为，毫无假借。但当这些人士同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宜之同志又和他们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1946年5月，宜之同志调东北辽东军区，先后任司令部秘书长和政治部联络部长。在瓦解敌军和教育改造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的工作中，做出了贡献。尤其是他对一八四师潘朔端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尽了很大力量。
夙慕忠贞常自励
全国解放后，宜之同志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去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0年，他调到济南市任建设局长。国民党留下的是一副破烂不堪的局面：到处是断壁残垣，大明湖濒于淤塞……。宜之同志在市委领导下，带领职工投身到改变济南面貌的斗争中去。在他主持下，疏浚整理了大明湖，修建了一些马路和桥梁，他为合理安排市容、建设泉城、保护名胜古迹等，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他调到中央林业部任经营司长，凭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揭发了混入国家机关的政治骗子李万铭。肖华同志把他的揭发材料转呈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亲笔批示在党刊上发表。1956年，宜之同志又调到城市建设部工作。他不分昼夜，参加制订首都市政建设规划，主持制订了许多城市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案。1957年，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定案时，大阴谋家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致使许多力保牟宜之的老同志无能为力。
从1957年到他去世这十八年中，宜之同志虽然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权力，但他仍然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毛泽东同志，坚信党总有一天会昭雪自己的冤屈。在十年浩劫中，宜之同志被发配到齐齐哈尔远郊的昂昂溪劳动改造。他身在监禁之中，仍不顾一切，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对来向他作调查的造反派，大讲那些被“打倒”的老同志的功绩，以强有力的证明，来证实他们的清白无辜。
1974年，宜之同志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写信，详细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小平同志亲笔作了批复，充分肯定了宜之同志在历史上对革命的贡献，指示有关方面照顾他的生活。1975年，宜之同志携带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介绍信赴济南，要求退休到昔日战斗过的地方度过晚年，却未能如愿。忧愤之余，于4月29日脑血栓突发，在济南逝世。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宜之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他残存的诗稿中有这么两句：“无诗安能言吾志，有功岂必书之碑”。他的光辉事迹，在革命的里程碑上终会留下鲜明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