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田野考古工作中的夏鼐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忆田野考古工作中的夏鼐同志
王仲殊
夏鼐同志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多少年来，他那博大精深的学识、诲人不倦的精神，感染着考古学界和其他各方面同他有过接触的每一个人，使大家在学术上、工作上受到许多教益。他突然逝世，使国内外学术界不胜哀悼。全国广大考古工作者，从此失去了一位良师。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们，更深切地感到今后问学无人，难以抑制心中的悲痛。
我是1950年秋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夏鼐同志身边工作的。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刚刚成立。他到任不到一个月，便率领一个考古队，前往河南省辉县，进行研究所成立后的首次发掘。考古队中有不少象我这样初次参加考古工作的青年人。夏鼐同志作为考古队的队长，指挥全部发掘工作。他每天奔走于相隔十余里的两个工地之间，除亲自部署并检查每个工作环节以外，还手把手地指导我们学习发掘技术。他经常教导我们说，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必须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记得那一年的12月下旬，连日降大雪。夏鼐同志亲自手执小铲，在严寒中发掘战国时代的车马坑。坑内的土冻结了，要用火慢慢烘烤，才能下铲挖掘。夏鼐同志两手冻裂了，仍然不停地工作。他用心辨认土色、土质，象外科医生做手术那样进行仔细操作。经过将近三个星期的紧张工作，终于成功地剔掘出十九辆完全腐朽了的大型木车的遗存，初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高度的重视和好评。
1951年春，夏鼐同志又带领我们几个青年同志去河南省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发掘。他和我们都住在村镇的小旅店或农民家里。为了调查古迹，每天往往要步行几十里的路程，回来时还背着采集到的沉重的陶片等标本。在调查中，夏鼐同志确认郑州二里冈是早于安阳殷墟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对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再发掘则进一步判明该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的遗存，而且也有龙山文化的遗存，从而为探求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线索。通过在各处的调查发掘，夏鼐同志进一步把田野考古学的方法传授给我们，指示我们要严格划分土层，正确判定层位关系，仔细分辨土色、土质，不放过任何细微的现象。在广武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继发现红烧土和白灰面等遗迹之后，他亲手在居住址的土层里发掘出许多轻易不能辨认出来的柱子洞，使我们了解居住址发掘技术的难度，知道必须认真学习，才能切实掌握。他对大家说，考古工作者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夏鼐同志身体力行，使大家懂得必须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坚持亲自操作，既要学会认土、找边、剥人骨架，又要学会照相、绘图和测量。每天晚上，他都要整理各种资料，直到深夜，而且还要检查大家的记录是否及时完成，记录的内容有无差错。星期天他也从不休息，而是带头用毛笔蘸墨汁在每一块发掘出来的陶片上书写坑位和层次的编号。夏鼐同志的这种工作作风，为此后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事业的发展，配合各种建设工程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的任务越来越大。1956年至1958年，集中了考古研究所和全国各有关单位的近百名考古工作者，组成了庞大的考古队，由夏鼐同志任队长，在河南省陕县等地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工程，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56年，决定发掘北京昌平县境内的明定陵，夏鼐同志挑起了这副重担。对于发掘规模如此巨大的帝陵，大家都没有经验，不知发掘从何处入手才好。1956年5月的一个下午，夏鼐同志带着我们到现场察看。他发现定陵“宝城”西南方外侧砖壁有一些隙缝，以此为契机，又发现内壁石块上刻有“隧道门”字样，便判断这里是当初再次入葬时的通道所在，指示大家发掘应在此下手。这使得定陵的发掘作业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顺利。打开地宫以后，为了观察各种现象，特别是为了处理各种遗物，夏鼐同志终日深入地下的玄宫内工作，连续达三四个星期之久。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忘我的精神，才使得这一帝陵的发掘工作得以顺利地结束。
以后，由于行政事务工作不断增多，各种社会活动日益忙碌，夏鼐同志不可能再象五十年代那样经常亲临现场，直接参加并主持调查发掘了。但是，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抽出时间，到各处重要的发掘工地去视察。就在他逝世前不久，他还到河南省偃师县察看考古研究所在那里发掘的商代都城的遗迹，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
今年3月，夏鼐同志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他号召大家要以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积极工作，为提高中国考古学的科学水平而努力奋斗。夏鼐同志本人正是这种献身精神的榜样。他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而鞠躬尽瘁，孜孜不倦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