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好女儿张露萍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党的好女儿张露萍
李克林
这是一个战斗在敌人心脏而英勇献身的年轻共产党员。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她的事迹如同她的遗骨一样，被埋藏在深深的山谷，很少为人所知。直到两年多前，才被拂去历史的尘埃，重现其壮丽的光辉。
岁月悠悠，整四十载。在四十年前的今天，1945年7月14日，党的好女儿张露萍（即黎琳）等七烈士，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杀害于贵州息烽集中营。我作为黎琳的老同学和党的新闻工作者，能写写我所知道的黎琳，也就算是对黎琳最好的纪念了！
我和黎琳在延安同学同队将近一年，1938年初，我们在陕公十四队同住清凉山窑洞，5月份毕业又到抗大四期三大队五队（女生队），同住延安北门外平房。当时我在队救亡室工作，与黎琳接触较多。她爱唱爱跳，当时十七岁，我比她大几岁，总叫她“小鬼”。她经常爱指挥我们唱“拿起刀枪干一场”这支歌，每逢开大会，“啦啦队”总呼叫：“来一个，干一场！”这时她就站起来，大大方方地指挥大家唱。歌声总是从五队女声开始，到全大队、全校千百人的大合唱。这个女孩的出现引起许多青年的注目，大家送她个外号叫“干一场”。其实，她的指挥艺术并不高明，然而歌声却那样激越嘹亮，直唱得人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奔赴战场。我敢说，这些年我听过多少大合唱，没有哪一场能比得上我们的大合唱。这不是黎琳会指挥，而是一种时代的声音。
黎琳在抗大经常和一伙四川女孩子一起，唧唧喳喳，小麻雀似的。她的家庭、思想情况，我们谈得很少，印象里只觉得她单纯、热情，干什么事都很积极。后来才听说她原是国民党川军一个师长的女儿，是个小姐。象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她背着家庭，在1937年底和她的同学李隆蔚、刘革非三人一起，悄悄离开成都奔赴延安。她父亲佘安民找不到了女儿，就通过西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参谋吴永熙，千方百计到处查找，阻拦她北上。黎琳巧妙地突破阻力，终于到达延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有人曾问她怕不怕苦？她说：“到延安就是为追求真理，摆脱罪恶的家庭，死都不怕，还怕苦吗？”赴延前黎琳曾在她中学的小照题诗：“真理织成她们的心幕。”当时，延安生活确实艰苦，住窑洞，吃小米，有些人吃不了苦，呆了一阵就走了，而黎琳却欢乐得象一支出笼的小鸟，好象什么苦也不在乎。记得有一次，去安塞演习，行军几十里，大家都很疲劳，黎琳还当宣传鼓动员呢！
黎琳表面看去一片天真，好象不懂什么时事，实际上她还是个“老民”呢！原来她在成都地下党的领导下，1937年4月就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成都抗日救亡活动中的骨干力量。她和车耀先（我地下党四川省委军委委员）的女儿车崇英是好朋友，常去车家玩，叫车耀先“车伯伯”，车看她是个好苗苗，经常给她讲革命道理，介绍她去延安。这个关系，对她的成长有决定性的影响。
1938年底，抗大四期结业，同学们各奔一方，我到华北根据地，黎琳留延安，以后我们再没见过面。后来听说她结婚，回四川大后方去了；又听说她和国民党军官搞在一起，她叛变了！……以后几十年间，人们早把她遗忘了，谁会去怀念一个“叛徒”呢！直到前年见到李隆蔚，才知道黎琳不是叛徒而是英雄，打入敌人电台，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这以后，她那可爱的模样又不断在我记忆里出现，我敬佩她，因为她代表着我们那一代人的精华。
我怀念她，可没想到延安分手四十六年之后我又见到了黎琳，这是一种特殊的相见。这是在电视剧《张露萍》里，不是指演员，而是真正的黎琳——你们可能也看见了：起伏的群山下一片荒郊，一个大土坑里，赫然出现一具森森白骨，骨架上找到了红宝石戒指，还有手镯，这就是我们的黎琳。原来，息烽县的同志正在为烈士移坟，人们从遗物中辨认遗骨。这是在现场拍下的境头，虽然只是一闪而过，却如此震撼人心。我不禁默默呼唤：黎琳，小鬼！这是你吗？你为什么不答应我？
1939年秋，新婚不久的黎琳，接受党的派遣，回她四川老家去做地下工作。虽然两情依依，然而革命需要就勇敢向前，她毅然背起背包，告别亲人，来到了山城重庆。当时党根据斗争的需要，安排她潜入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任务是领导秘密支部；转送情报，发展党员。在这个战斗最激烈的魔窟里，他们七个年轻党员居然在军统电台里建起了“红色电台”，为党取得了最重要的情报、密码、呼号。当时他们的工作由南方局军事组的叶剑英、曾希圣等几位同志单线领导。工作几个月之后，不幸被敌破坏。特务头子戴笠暴跳如雷地惊呼：“我们的电台快成了共产党的电台了……”蒋介石很快知道了这一大案，十分恼怒，大骂戴笠：“共产党打入军统内部，你都不知道，你还有脸活下去吗？”戴笠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据沈醉回忆说：“直到很久，戴笠还为此咬牙切齿，恨恨不休。”
黎琳年轻单纯，斗争中却机智勇敢。这里能记下一件：在她们被捕后三四天，黎琳突然在曾家岩周公馆附近小巷出现，这是敌人找线索企图破坏我地下党组织耍的鬼花招。敌人妄图“放长线钓大鱼”，如果黎琳一和人讲话或走进周公馆，他们就顺手抓人，砸周公馆。可机警的黎琳识破敌人阴谋，她缓步走过周公馆门口，目不斜视，脚不停步，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从容又严肃地走了过去。粉碎了敌人诡计，保护了周公馆和党组织的安全。南方局的同志谈到这件事，无不赞扬黎琳干的出色。
敌人阴谋未得逞，又把黎琳抓起，施以酷刑，不久又把他们七人转送到息烽集中营。
黎琳在息烽六个春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她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严守纪律，灵活斗争，揭露敌人，鼓励难友。转到息烽不久，她看见了车耀先同志，她多么想叫一声“车伯伯”啊！可她从保护党组织着想，一点也不显露同车的关系。车耀先一眼就看出了自己看着长大，亲自介绍她去延安的这个女儿的同学，可他也不了解她被派遣的详细情况。按照秘密工作原则，只是通过狱中的临时党支部联系。当时支部书记是罗世文，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
1945年7月14日，女监管理员通知黎琳收拾行李，要专车送她和冯传庆、张蔚林、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席珍等六同志，去重庆开释。黎琳知道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她从容地梳头整容，换衣化妆，戴上红宝石戒指，把一些余物分送给难友。七个英勇的战士，威武不屈地站在汽车上，向难友们告别，难友们个个泪流满面地目送他们消失在滚滚尘烟中，远远飘过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悲壮的歌声。车到息烽城外快活岭（地名）时，刽子手们让他们下来，一阵罪恶的子弹，七勇士倒在血泊中。打黎琳的刽子手因为心慌，没中要害，黎琳突然回过头来怒骂：“笨蛋，朝这里打！”她手指头部，倒了下去！吓得刽子手后退几步。黎琳这年才二十四岁。那六位烈士除一人外，都是没过三十岁的青年。
烈士牺牲后，他们的忠骨被掩埋在快活岭的荒野中，静悄悄地，没有人来凭吊。直到解放后，每到清明节，就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默默伫立着，久久不肯离去。这位老人就是当年息烽集中营的党支部委员、现任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的韩子栋（他就是《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他每年清明都来墓前悼念。
我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既然黎琳她们不是叛徒而是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为什么报刊上不见她们的英名？后来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1 949年解放前夕，被囚禁于“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的数百名革命志士，遭到了残酷的大屠杀，“11.27”惨案震惊中外，歌乐山下尸横遍野，可是当时为死难烈士开的追悼大会上，经审定的二百三十六位烈士名单中没有黎琳等七人的名字，风靡一时的小说《红岩》也没有黎琳的形象。据说江姐的有些形象就是参照黎琳的事迹写的，可人们只知有江姐，而不知有黎琳。
当时地下斗争严酷复杂，张露萍等七人牺牲于1945年，又是从重庆转到贵州的；打入“军统”时由南方局几个负责同志单线领导，他们又都离开了重庆。因此，重庆解放前夕在“中美合作所”的“被害人员名单”中，张露萍等七人是属于“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不提名”。以后岁月蹉跎，又加十年动乱，“叛徒”“特务”遍地，有谁来过问这几个“军统”呢！
但是，党没有忘记他们，幸存的难友怀念他们，积极向党提供情况和线索。韩子栋同志就几次含泪向有关方面提供黎琳等在息烽集中营的斗争情况，全国妇联妇运研究室在1980年就要求贵州妇联复查张露萍案，四川也开始进行调查。1981年中组部又发出通知，要求四川重庆等地党委“对死难者及其家属负责，对现代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负责，认真调查”。四川、贵州两省派出大批人员，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使英雄事迹重现光辉。艰苦的调查活动真是“上穹碧落下黄泉”，为寻访一个细节，就要跑许多地方，查问许多人。象烈士牺牲的时间，几经查对，最后找到狱中难友李任元证实，在黎琳等牺牲那天，他悄悄找到一片小牛角，刻上“253，1945、7 、14”字样留作纪念。“253” 就是黎琳监号。
1983年7月，复查组终于找到当时南方局直接领导黎琳的叶剑英同志，老帅热泪盈眶地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还清楚地记得黎琳在延安的外号叫“干一场”。他说：“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要歌颂她，学习她，她是我党的好女儿。”叶帅并亲笔写了证明材料。叶帅1979年重访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时，还写过两句诗：“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寄托对虎穴献身的烈士们的哀思。据说，南方局军事组的另一负责人曾希圣，临终前还念念不忘黎琳他们，他问：“那七个同志被捕后，也不知怎样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军统电台”案终于真相大白，含冤四十多年的七位年轻党员，终于被四川省委追认为烈士。时在1983年8月。
在我两鬓如霜的岁月，回首往事，怀念黎琳，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把黎琳短暂的一生，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告诉年轻一代，在历史的波澜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一个有理想的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