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齐寿山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鲁迅和齐寿山
齐香
我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父亲（齐如山），伯父（齐竺山）和叔叔（齐寿山）兄弟三人，没有分家，一起住在东单西裱褙胡同。虽然每天可以见到叔叔，可那时我还是孩子，父亲和叔叔的朋友来访，孩子们从来不参加他们的谈话；而且1933年到1947年，我在法国，回国后，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和家中老人相处时间就不多了。
叔叔齐寿山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德语修养都相当好，但是我从来没看见过他著书写作，也不和人通信，有时离家数载，也不写信。
有一天，叔叔问我：“你三姐真能翻译莫泊桑的作品吗？”——“我看不行，您怎么知道她能翻译莫泊桑的作品呢？”——“是周豫才先生（鲁迅）告诉我的，他看到《孔德校刊》上有你三姐翻译的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还说这么年轻，已能作翻译，很好。”鲁迅先生对少年幼稚的作品，认真地读，这么关心，我现在想起来还很感动。当时的《孔德校刊》只是孔德学校（包括小学和中学）学生们的作业，校刊把学生优秀的作文或作业选登在刊物上，对学生学习是一种鼓励。
一次，叔叔问我：“你知道淦女士这个人吗？”——“知道，是位女作家。”他说：“她发表了一篇抗婚的文章（即《卷葹》），作者是个女子，很有勇气。”那时我喜欢读新小说，这本小说也读过。听叔叔这么说，心里纳闷：“他一向不赞成自由恋爱，思想相当封建，怎么欣赏起这篇小说来？”他接着说：“一个女子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起。是周先生告诉我的。”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鲁迅对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支持。叔叔并没读过这篇小说，那时他也不知道鲁迅在青年中的地位，但他对鲁迅的渊博学识，高尚品格，是十分钦佩敬爱的。彼此信任，无话不谈。只要鲁迅所说，他都赞成。他们在当时教育部同事，和许寿裳先生三人是好朋友，鲁迅被教育部无理解职时，他们二人亦自动辞职，对教育部表示抗议，对鲁迅表示声援。
1926年暑假，叔叔协助鲁迅翻译小说《小约翰》，他们二位天天下午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工作。叔叔常带我们四五个孩子一起去，他们工作时，我们就在公园玩。太阳落山，鲁迅先生先回家，叔叔给我们每人叫一碗鸡汤面，这在家里是从来吃不到的。吃完，就高高兴兴地跟着叔叔步行回家了。
鲁迅有时到家里找叔叔，叔叔总是热情地欢迎。他们一谈就是半天。每次走后，满屋烟雾弥漫，他们两位一下午可以吸几十支卷烟。他们谈话大约涉及面很广，例如连我们姐妹们的名字都谈。我的祖父是进士出身，精通小学，对天文学特殊爱好，思想开明，为人正直。当时李洪藻是太子太傅（同治作太子时的师傅，高阳人），他选中我祖父做他两个儿子的老师，其中一个便是李石曾。记得看到蔡元培的一段日记，谈到他与叔叔同船赴德学习，提到了齐寿山是齐楔亭的儿子。我们的名字是祖父起的：三姐名长，四姐名美，五姐名可，六姐名艺，我大排行第七，名香。我出生不久，祖父病故。八妹名景，九妹名伦，是祖父的一位同年起的。十妹出生后，舅舅说：“这么多女孩子，就叫缀吧！”以后几个妹妹的命名更随便了。如一位堂妹出生后，伯母说她八字缺火，舅舅给起名叫炎。有一次，叔叔对我说：“我把你们的名字都跟周豫才先生谈了，他认为你和姐姐们的名字都很典雅，你以后妹妹们的名字就不行了。你看，周先生能看出你祖父起的名字好。”多年来我常想这个问题，为什么“香”字和排行第七配合就比“景”与“伦”典雅？鲁迅先生怎能看出我祖父的学问？我没有读古书，所以不知出典，恐怕今生也搞不清楚了。
那几年，每逢暑假，叔叔每天下午教我们七八个上中学的孩子读古文，如：《论语》、《孟子》、《左传》、《诗经》等，分大小两个班，我属于小班。下午上课：背书，回讲，上新课；上午自己准备，朗读。虽是假期，比上学还紧张。几十年过去了，出国十余年，回国教书整天和外文打交道，把过去背的滚瓜烂熟的古文已经忘光了。不过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过则勿惮改”等等这样的道理对我一生思想影响很深。有时想起《左传》上“……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觉得前五个字用得实在活灵活现，若译成白话，加上一倍的字，恐怕也难得出同样效果。当时暑假生活如此紧张，深以为苦；一天下午，来了两个同学，我们很高兴，跑去求叔叔：“今天下午放假吧，两个同学老远的来了，不好意思叫人家走。”叔叔说：“哪能随便放假，同学来了怕什么，叫她们坐在旁边听。”同学们只好老老实实地旁听。叔叔讲解很认真，一次讲《诗经》，遇到一句，他说：“这句我讲不好，明天我看见周先生问问他。”第二天他回家对我们说：“我问过周先生了，他说你家的孩子们不是都在孔德上学吗？沈尹默在那里讲《诗经》，他是专家，应当听听他的意见。”当时我就想，鲁迅先生很尊重朋友的特长。孔德学校当时师资力量相当雄厚，记得有一年，教我们语文的同时就有三位老师：沈尹默教《诗经》，钱玄同教中国文字学，周作人教散文。
叔叔反对我们看《红楼梦》，他想不到，我们七八个孩子，都十来岁，谁都读过这部小说，我本人就读过十几次，从前还能成段地背诵。一次，堂妹看到林黛玉死时，哭得泪人一般。正巧叔叔来到屋里，她赶紧把书藏起来。看到这情形，叔叔怀疑她受了继母的气（那时叔叔续弦不久），赶紧问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敢明说。叔叔又问婶母对孩子们可好，我赶紧说好（的确很好），借口堂妹身体不适，搪塞过去。很久以后，叔叔问我：“你同情林黛玉还是薛宝钗？”我很奇怪他会提出这个问题，可见他早知道我们在偷看《红楼梦》。我说：“当然是林黛玉。”他说：“其实，在薛宝钗和林黛玉眼中，宝玉是个宝物，当然各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这也是人之常情。”他又加上一句：“我是听的豫才先生的意见。”
叔叔知道我们崇拜鲁迅，说：“等周先生来时，我叫你们来见见他。”果然，一天鲁迅先生到家来，叔叔把我们叫到房里，介绍说：“这是周先生。”我们靠窗子整整站了一排。鲁迅先生问我们可读过他写的书，能懂吗，等等。叔叔看我们很拘谨，就说：“你们出去玩吧！”
叔叔为人慷慨热情，有时亲友到德国医院看病，求他做翻译，他都认真地完成任务。只是思想相当封建，后来受到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害怕共产党，终于在解放前夕投奔早去台湾工作的堂兄（他的儿子）家去了。在那里闲居，直到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