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对哲学的呼唤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改革对哲学的呼唤
薛德震 远志明
改革每深入一步，都向理论界发出新的呼唤，提出新的课题。今天，它已经逼近了跚跚来迟的哲学老人。最近参加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哲学问题”讨论会，发现经济学、文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不约而同地注目于哲学，哲学也确切意识到了改革实践在呼唤着自己。这呼唤和注目凝结在两个方向：一是科学方法的指导，用来解决改革中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放活与控制的程度、改革的系统配套以及决策过程的科学化等问题。另一方向便是围绕改革主体即改革的领导者、推动者、创造者和承受者——现实的中国人的研究，进而推及人与社会变革的一般关系。我们认为，如果说前者带有较多科学哲学的色彩，更有实用性，那末后者接近于传统哲学，更带根本性。因为无论是将改革作为一个运动的客体来考察，还是作为主体的能动过程来考察，都不能离开它的有机性，而社会运动有机性的基础则是人的全部活动。如果把这一思想稍加展开，目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至少有如下几个。
第一，进一步深入地全面地研究人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瑰宝，但也不能否认它对中国人民消极影响的一面。例如，在人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强调的是人对环境的适应，而不大强调改造环境，不注重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因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甚至因循守旧、逆来顺受的社会心理。这种来自历史的、消极的心理积淀物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事业是极为不利的。我们的改革需要的是才华横溢、奋发有为、开拓前进、造福人民的一代新人。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在继续注意研究环境对人的制约的一面的同时，更应强调研究人对环境的改造的那一面，以便创造更加适合于人的需要的环境。总之，通过我们的研究，要进一步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进一步确立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第二，对主体的活动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自觉地根据负反馈信息及时调整主体的活动。我们的改革是中国人批判地自我认识的结果，是自觉地进行的。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发现了现行体制的许多不合理因素，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实际上，这便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再认识；社会的主体正是我们自己，因而同时也就是对自我活动的再认识。人同动物相比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能自觉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不断地总结经验，调整自己的行动，取得更佳的结果。但是人也有惰性的一面，利益、习惯等等因素常常使人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不去自觉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或在反思时只乐意接受正反馈信息，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接受负反馈信息，因而不思改革。我们为什么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应不合理的体制而不思改变？为什么即使一些明白人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如此等等，不能说同这种惰性没有关系。这样提出问题，改革就呈现出更深远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应该去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人们对自己的活动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自觉性，克服惰性的干扰，更加重视及时调整主体的活动，树立起自觉的责任心，使人进一步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人。
第三，对生产力的发展要进行价值评价，把着眼点放在提高经济建设的社会效益、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重要思想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了。但是，我们过去多年一讲发展生产力，往往就是片面地追求高速度、追求数量的增长，订计划时争着上项目、铺新摊子，而不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提高社会效益上，不重视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素质的提高，不重视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消耗，不重视产品的适销对路、真正高质量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应当看到，不重视提高社会效益，即使生产的数量上去了，社会的生产力总拥有量增加了，也不能说很好地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近几年来，党中央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再三号召我们要把着眼点主要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但是由于多年形成的老观念、老习惯还严重地束缚着我们的头脑，稍不警惕还会走到老路上去。经济学上提出了重视提高经济效益的思想，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对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价值评价，也就是说要注意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效益，要对它们同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关系进行评价。这种评价不仅要从量的方面进行，而且要从质的方面进行，从它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方面进行评价，克服我们过去长期存在的对发展生产力的片面观念及其所造成的弊端。
第四，进一步研究如何发掘主体的潜能。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掘人的潜能。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企业活力的源泉又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近年来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经济责任制、厂长负责制、扩大企业自主权等等，实际上也都是以开发人的潜能为基本出发点的。人的潜能是一个无限的变量。可以说，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表现以及在未来所能表现出的一切的现实的创造能力，都曾以潜能的方式存在于人本身，正如一颗参天大树已经以胚胎形式存在于它的种子之中一样。从潜能、动能到效能的转化，关键是适宜的社会条件。中国从近代开始的落后决不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才智，而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或不适宜的社会条件严重妨碍了人们潜能的实现。显然，人的潜能的形态、发生、发展、实现条件和过程等等的研究，对于改革是有重大意义的。
第五，更自觉地运用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杠杆——人的需要。改革所凭借的动力杠杆之一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从微观的角度看是人的个体需要，从宏观的角度看则是人的整体需要，亦即社会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可以分为：个体的需要和整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目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和生产的需要、生存的需要与享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等等子系统；但不管它如何复杂，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它是人们行为的一般动因。马克思认为，劳动就是人们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改造自然物质以满足自身生理和心理需要的物质交换行为。所以，劳动过程及其物质形态，只有它与劳动者的需要紧密相连、与其满足程度成正比关系的时候，才能获得充足的、不竭的动力与活力。我们曾经论证过，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成功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实践成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两次从原则高度上提到了，要把劳动者的自身利益同他们的劳动贡献相联系。可见，深入研究人的需要系统，它与劳动创造过程的关系以及相互转化的条件，探讨两者结合的各种特殊形式等等，是改革所迫切需要的。
第六，正确把握人的自由度，是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自由”不仅是一个道德范畴，而且主要是一个科学范畴。一方面，人如果没有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就谈不上任何创造、创见和发明，因而也就没有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以，“自由”不仅是人们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而且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但另一方面，人生活在社会群体中，又不能没有法律、纪律、秩序和道德规范的约束。两方面的结合便产生了一个自由度的问题，即人的自由在什么程度上或在什么条件下才既能有利地实现其潜能，又有益于社会，无损于他人。改革中所面临的控制与放开、统与活、紧与松等问题，实际上都是哲学上自由度问题的泛延和具体化。所以，自由度问题尽管极为复杂，但无论对理论还是对实践来说，都极有研究价值。
第七，正确处理人的物质幸福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物质满足不等于幸福，而幸福也不同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包括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认识能力、审美能力、道德情操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精神生活的无比丰富多彩和各种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等丰富的内容。但在现实的条件下，物质生活的满足又必然构成人的行为的最低层次的动机，正因为它是最低层次的动机，所以它又是最一般、最有力的动机。对于社会来说，人总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能不追求物质利益，而社会也不能不利用它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容易更加加强人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同人的全面发展的矛盾。一方面，普通劳动者不能不追求物质利益，因而党的政策不能不体现这一点；但另一方面，人又毕竟是有越来越多精神追求和越来越高的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必须具有更高的道德情操和理想，所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一齐抓。再例如，在当今的条件下，我们还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是以商品所有权、独立经营、等价交换和自由选择为前提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曾有力地锤炼和陶冶了西方人的素质，对社会的发展起过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因资本主义制度而造成了很多弊害。那么，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将会对中国人的素质产生何种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如何因势利导，发展它的积极的、有利的方面，而防止由于种种原因带来的消极的、有害的方面？如此等等，都需要我们加强对人的物质幸福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从中找出在现实条件下恰当结合的度来。
以上列举了这么多改革所涉及的人的理论问题，当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是，作为说明改革迫切需要加强关于人的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些列举已经足够了。如果把这些具体的列举抽象为一般的理论课题，便有：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态、源泉和实现条件，关于人的心理素质及其社会意义，关于人的思维方式与观念系统，关于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关于人的价值形态及其实现条件，关于人的现实的和理想的需要系统，关于人的能力结构及其变换，等等。这些研究不是哲学所能单独完成的，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都必不可少，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来研究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