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个村造假都得“福”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记者来信

为什么两个村造假都得“福”
本报记者　段心强
辽宁凤城满族自治县东汤乡的深山沟里，有两个满族人居住的小山村——陶李村和山河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个村都穷得叮当响，人均收入都不满百元。可这几年上报的数字拉开了。1984年，陶李村人均收入已近六百元，山河村还是百十元钱。一富一穷，成为正反两个典型。两个村条件差不多，为什么拉的距离这么大？记者到了村里和有关部门一访，大吃一惊：陶李村实际人均收入不是上报的五百九十五元，而是四百一十二元；山河村实际人均也不是上报的一百二十六元，而是三百七十元。
上述两个数据，是丹东市委调查组在两个村逐户、逐项统计后，计算出来的。
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各家的进项很难掰查清楚，人均收入多报几块钱少报几块钱都不为过；但为什么差这么多呢？两个村都不到千人，大家在一块住着，谁家的进项多少，家底厚薄，村干部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陶李村在改变落后面貌上做出一定成绩，在当地小有名气，三中全会后，在农民收入普遍增加的形势下，他们接连报上来一个“步步登高”的可喜数字：1980年人均收入二百元，1981年二百七十元，1982年四百二十元，1983年五百三十八元，1984年五百九十五元。前几年的实际收入已无据可查，但就现在的上报数字看，去年实际收入的四百一十二元比1982年还低。可是报喜，得喜，出了名，得了奖，被树为丹东市的先进典型，贷款、要东西都方便得多。山河村过去也曾有一报一，有二报二，但结果却在中游，不前不后，最穷的村，算不上；最富的村，差得远。这样的中游村奖励得不到，救济没有份。为此，他们在计算收入时，鸡零狗碎的副业收入都不算，一下子报成典型的穷困村，农业税有照顾，国家贷款也优先：1983年一千元，去年一千五百元。很明显，两个村一个报“喜”，一个报“忧”都在弄虚作假，根子都扎在局部小算盘上。其目的都是要从“大锅”里挖点便宜。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干部素质不同，什么想法都会出现。为什么两个村造假都能如愿以偿？先看事实。陶李村是县委书记的“点”，书记同志不断到这里来，可连村干部把农民的收入多报二分之一都不清楚；他也到山河村座谈，可连村干部把农民的收入只报三分之一也不知道，这不能不说领导干部蹲点调查研究太不深入了。那么，是不是连一个知道两个村老底的人都没有？也不是。记者在几天采访中发现，乡政府和附近村的许多干部、群众对陶李村就有看法，既了解它用“帮忙田”搞“吨粮队”的造假历史，又知道它虚报收入的现状，只是因为是县委书记的“点”，大家只在背后议论而已。这说明民主生活不健全，是很难了解真实情况的。
凤城县委的领导抓典型，采取拔苗助长的“速成法”，提出“八大局都要为陶李村作贡献”的口号，各局有令则行，都行动起来：林业局向这里无偿投放板栗苗、松树苗，并派技术员住下来指导；水利局为这个村按上自来水，还要帮助修大桥；国营工业公司给车床，办起元件厂；财政局给贷款买汽车，搞运输；乡镇企业局帮助办起木材加工厂……但是这样的典型毕竟谁也学不了。那么，一些领导干部为什么这样树“典型”呢？人们说得很对：“为的叫上级看”。
领导干部抓典型应当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靠实干，结实果，这样才能使典型成为“一般”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决不应以此作为谋利的资本。农业学大寨中，这方面的苦果我们尝得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