炊事员和大学生 新事，发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炊事员和大学生
新事，发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新华社记者 张持坚 徐江善
6月，松花江水流得格外欢畅的时节，哈尔滨市一栋居民宿舍里，一对青年人举行了婚礼。新娘子身材匀称，圆润脸盘，一双眼睛喜盈盈的，被一群戴着“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徽的学生簇拥着。欢笑声中，一个男生站起来致词：“新娘杨虹是我们学校的炊事员。杨姐待人热情，就象我们的亲姐姐一样。祝愿新娘、新郎幸福、美满……”。
听着这感情真挚的话语，看着已经毕业分配的大学生写来的贺信，杨虹心里甜得象喝了蜜似的。
这蜜汁是用汗水和心血酿成的。
哈尔滨工业大学食堂是个有五千多名学生就餐的食堂。来自十几个省、市的学生，有喜欢吃酸的，有愿吃辣的，有爱吃甜的，有不吃荤油的，还有正在服中药，不宜吃油腻的……这些要是让炊事员知道了，都尽量给予满足，有的还给单炒单做，一做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学生身体有病，炊事员就“对症下菜”，眼睛有疾，炒猪肝；牙痛，蒸鸡蛋糕；脚扭伤，熬骨头汤……
1983年5月，八二届六系的陈海军患肾炎住院，他是回民，医院没有回民灶，炊事员杨虹就一日三餐把饭菜送到他的病床前。陈海军住院五十多天，杨虹送了五十多天。星期天休息，她就在家里做了饭菜送去。听医生说吃西瓜对陈海军的病有好处，那时哈尔滨郊区的西瓜秧才吐出几片绿叶，只有集市上有从南方运来的西瓜。杨虹不惜花两元多钱一斤买了让陈海军吃。杨虹的男朋友问：“这么贵，你舍得？”杨虹说：“海军家在农村，父母不在身边，就当他是咱俩的亲弟弟，就舍得了。”陈海军捧着西瓜，一股暖流涌进心田，泪水扑簌簌地掉下来。
1981年秋天，几个学生在路上碰到食堂管理员郭凤英。学生说：“郭师傅，我们晚上自习到十来点钟，睡觉时肚子总‘咕咕’叫。”郭凤英听了，便和炊事员们商量：“学生们正在学知识、长身体的时候，不能让他们饿着自习。我们辛苦点，开夜餐怎么样？”大家都说：“好！”第二天，食堂就开始供应夜餐。
冬天，来食堂吃夜餐的人少了。郭凤英想，冰天雪地的，宿舍离食堂有一段路，学生来吃夜餐不方便，干脆用小推车送夜餐到宿舍。打这以后，一辆小推车天天把热乎乎的面条、包子送到学生手里。
去年3月的一天，有个学生过生日，多买了几个菜请同学一起庆贺。伙食科科长于梦起看到了，一种想法涌上心头：怎么没想到给学生过生日呢？他马上带着四个人，到学校有关单位把五千多名学生的生日一一抄录在卡片上，整整抄了一天半。从此，食堂挂起“生日饭通知板”。学生过生日那天，食堂给做一碗面条，一块蛋糕和两个鸡蛋。一些农村来的学生在家时不过生日，有的学生忙着学习忘记了自己的生日，今天他们吃着学校食堂做的香喷喷的面条，跨进了生命中的又一个年头。
炊事员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大学生的尊重。学生们在路上见到炊事员，常常主动喊一声：“师傅！”他们经常到食堂问：“有什么活，我们来干。”扫地、抹桌子、擦窗户，样样干得欢。看到买饭的队排长了，有的学生就退出队伍去帮助炊事员卖饭。他们还帮助炊事员补习文化，帮助食堂出黑板报。元旦到了，学生会代表找上门来：“你们为我们服务一年了，我们表表心愿，明天到食堂来演节目。”要毕业了，学生们送来了感谢信，说：“我们的毕业论文里有炊事员的一份心血。”毕业后，不少人和炊事员通信，互相勉励。去年2月，杨虹病了，一位已经毕业一年的学生路过哈尔滨听说了，立即退了火车票到医院探望，感动得杨虹鼻子酸了，泪水夺眶而出……
是什么力量把炊事员和大学生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伙食科科长于梦起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去年10月，哈工大食堂被评为航天工业部先进集体，他到北京开会，坐在会场里听代表发言。他发现，发言的十一人中，竟有七人是从哈工大毕业的。他说：“他们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了大贡献。我感到非常自豪，觉得这里面也有我们炊事员的一份！开会回来，我把这些讲给炊事员听，大家都很激动。”
正是四化建设这个共同的目标，使哈工大的炊事员时时想着大学生。伙食科副科长王秀兰看到学生们放饭碗的袋子脏了，想到学生们学习任务重，时间紧，就组织炊事员把学生们的碗袋一个一个洗干净，洗了两千多个。
哈工大炊事员与大学生这种心连心的关系，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前几年，人们常在食堂看到的是另一番情景：开饭了，学生一边把饭盆放在卖饭窗口，一边掏饭票，动作稍慢一点，炊事员便不耐烦了，“咣当”一声把饭盆扒拉到地上。于是，学生们一拥而上，炊事员们也“呼”地聚集起来，双方剑拔弩张……。那时，一百来名青年炊事员几乎都是板着脸走进食堂的。
1979年，校党委把王翠兰、于梦起两名老党员派到伙食科。他俩决心挑起这副重担，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把好风气树起来。党支部书记王翠兰看到炊事员张儒滨常和学生吵架，便和于梦起一起找张儒滨谈心。话还没有说几句，小伙子就嚷嚷着骂起来。两位老党员不介意。晚上，他们来到张儒滨家，先和他母亲唠，接着又和他个别谈。于梦起说：“我在食堂工作了二十几年，觉得没干够。有一次到北京出差，在电车上有人招呼我，回头一看，不认识呀！后来一聊，原来他是六一届的毕业生。这个学生对我说：‘我忘不了食堂的同志，吃了五年你们做的饭菜’……”张儒滨听着、听着，低下了头。
张儒滨变了。他把走后门弄来的“调令”撕了。他热心为学生服务，考上了三级厨师。后来，他被学校评为新长征突击手。
皇世杰是背着包袱走进食堂的。他高考差五分落榜，没成为大学生，却成了为大学生服务的炊事员。他想：一切都完了！王翠兰和于梦起摸准了他的心思，给他送来了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新时期与新青年》，并开导他说：你考大学是为四化建设，现在你把自己的知识用到为那么多大学生服务上去，不是也在为四化作贡献吗？皇世杰感到眼前亮了。他在烤炉房工作，现在已经会烤十几种面包和做几十种点心。前些日子，他看到商店有卖营养丰富的“赖氨酸”饼干，就试验着做赖氨酸面包。他说：“我要尽力量，让大学生们吃得更好一些。”
食堂的每个青年几乎都经历了这样一番思想转变的过程。他们要求上进了，王翠兰和于梦起因势利导，办起了各种学习班，组织学文化、学政治、学业务，开展读书活动。在这样的环境里，二十几名青年入了团，十几名青年入了党，十六人考上了三级厨师，二十一人进入了中专和大专班学习。这期间，有些青年由于各种原因可以调离食堂，可他们不愿走，愿意在食堂为学生服务一辈子。（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