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
陈旭麓
中国近代是一个外侵内腐、多灾多难的屈辱时代，也是爱国主义思想喷涌激发、大放异彩的光辉时代。
短促而又辛酸的中国近代途程，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厮杀声中艰难走过的，反对外国侵略构成了近代爱国主义乐章的主旋律。
这首先表现为反抗侵略的一贯性。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发动过五次大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又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虽然每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但每次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勇敢抗暴精神。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过。
在近代，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他们互相之间很多时候在很多问题上往往是矛盾的，甚至尖锐对立，但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时，又往往是一致的。林则徐、左宗棠、冯子材都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在反对外国侵略时，他们又和农民的利益一致。同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同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受外国侵略者欺凌，共同的命运把他们联结到反对外国侵略、保卫民族利益的统一战线上来了。一部近代史生动地证明，爱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不受阶级条件限制的。这也是爱国主义这根主线可以贯串时代进步思想始终的原因所在。
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它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它是古老的，又是常新的。单就抵抗外国侵略而言，林则徐与中国近代以前抗击外侵的民族英雄并无本质差异。林则徐身上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的时代特点是什么呢？曰学习西方，也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近代不同于古代。中国近代的入侵者与近代以前的入侵者有着很大的不同。近代，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封建中国的入侵，是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先进的国家对落后国家的进攻。这决定了：中国同它们的战争，不只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的单一的军事战争，还有赖于经济决斗，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总体战争。这样的格局，决定了中国要战胜自己的对手，不但要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勇敢拚搏，而且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长处；决定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在以“攘夷”为主体的传统爱国主义思想中添上了“师夷”的内容，从而构成自己的时代特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这一特点的简短概括。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要求，是林则徐发其端，由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完整地提出来的。这一口号是爱国的人们在抗敌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等将领抗敌不可谓不坚决，不可谓不勇敢，可是，并未能挡住敌军的进攻，堂堂天朝大国败给了万里之外的化外岛国。这迫使一切爱国的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战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有些人把它归咎于几个投降派，震动全国的弹劾琦善、奕山、奕经事件的发生，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有些人认为是沿海几个督抚不行，有些人认为是清军长久未习战事，等等。这些意见都有合理之处，但也都说得不全面。还有一些人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些，他们一方面看到清朝方面的短处，一方面又看到了英国方面的长处。严峻的现实是一方进步，一方落后。他们从实际的接触中朴素地感到，这帮红发、蓝眼、高鼻子的“番鬼”，并不象中国过去遇到的化外番邦，茹毛饮血，被发纹身，而是身强技熟，船坚炮利，很多方面都比中国强。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便应运而生。
本来，见贤思齐是一切不甘落后、勇于进取的人们的共同特点，也是一个民族充满自信力的表现。在古代，虽然一般说来，中国政治、经济并不落后，很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但先民们还是很注意学习其他民族和国家长处的。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给汉族带来很多原先没有的东西，先进的技艺；也有几个皇帝，注意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如康熙皇帝任命西人南怀仁为钦天监，自己研习数学、天文、地理等等。但是总的说来，这种向外学习的积极进取精神，随着地主阶级统治的衰落，越到后来越差劲，尤其是清代乾隆以后，闭塞视听，故步自封。浸而至于近代，一些守旧者以为唯有排斥外国的一切，才显出我中华之伟大。于是，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便成为近代革新与守旧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成为近代爱国途径的重要标准。
当然，既不能说凡是主张学习西方的都是爱国者，反之，也不能说凡是反对学习西方的就是爱国者。洋奴、买办也讲要学西方，但他们并不是爱国者；守旧派如倭仁、徐桐等反对学习西方，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爱国者。但是，在近代，谁要是一个清醒的、有远见的爱国主义者，他就一定是抵抗侵略与学习西方的统一者。
在近代以前，爱国一般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到了近代，爱国则日益与叛君相联系。这是因为，在古代，在抵抗外国侵略的时候，君主即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一般是同民族利益相一致的（当然也有例外），忠君，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忠实于自己的祖国。到了近代，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由于清朝统治者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封建统治者的对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与中华民族的利益背道而驰，在这个时候，要忠实于自己的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就一定要叛君，反对清朝统治者。所以章太炎说：“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而已矣。”
从忠君到叛君，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的爱国思想还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他因维护民族利益遭到道光皇帝错误处分，也仍然念念不忘“君恩”。以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因清朝统治者的无知、腐败而招致的误国、卖国之事日多，清朝统治者在很多方面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这使得很多爱国者对统治者产生不满情绪，随着民权观念的传播，限抑君权的思想日益强烈起来，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韬、郑观应等发出通下情、开议院的议论开始，到戊戌时期发展成为声势很大的要求“伸民权”的变法运动。伸民权，抑君权，目的在于卫国权。抑君，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
1900年以后，清朝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凶狠残暴的面目暴露无遗。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清廷价值大失，于是，“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孙中山）。此后，叛君，反对清朝，便成为爱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近代几十年中，由忠君爱国而抑君爱国，而叛君爱国，这种思想变迁之迹，既是清朝封建统治日趋败落的记录，也是近代爱国思想迅速演变的轨迹。它表明，中国人民从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要爱国就一定要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反对封建主义。
反对外国侵略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主旋律。但这并不限指在疆场上与侵略者搏斗，而应包括一切以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利益为目的的积极活动。爱国者的范围当然也不限于血洒沙场海疆的卫国将士，除了前文已经述及的倡导学习西方的人们，立志改革中国落后现状的改良派、革命派，还应包括：不辞辛劳，犯忌挨骂，为维护中国权益而出使的，如郭嵩焘等；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尽力维护国家主权，减轻国家损失的，如曾纪泽、杨儒等；专办实业，企图以国货抵制洋货的实业家、科学家；致力于新式教育，企图以教育救国的教育家；反对侵略，歌颂爱国革命的诗人、文学家；身在异域，心向祖国，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出力出钱的华侨；也应包括为了前进，在某种情况下主张对外国暂时妥协以屈求而遭受打击的人们。
对于前几种，人们大概不会有异议，对于最后一种，可能难于被多数人所接受，因为对于近代史上的“妥协”主张，似乎还缺少个案分析，笼统地将主战与爱国，主和与卖国等同起来，对有些特殊情况就很难得到恰如其分的论断。例如甲午中日战争时，帝党主战，与改良派相提携；后党主和，与洋务派头目相一致，确有抵抗与投降、爱国与卖国之分。但是，事隔六年，到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时却翻了个个儿，后党主战，帝党主和（经过戊戌政变，帝党虽被打下去了，但仍有一股支持光绪的力量），以彼例此，是不是这个主战与主和之争同样也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呢？
当然，一般说来，主战就是抵抗派，是爱国者，主和就是妥协派，是卖国者。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战与和有个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的利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列宁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就揭示了这个历史的辩证法。虽然面对帝国主义强盗，我们决不能有任何示弱，但也不是不顾时间、地点、条件，鲁莽从事，用两个拳头、一阵呐喊就可以把帝国主义赶跑的。对战与和的正义性，应具体分析，不可一刀切。
（原载1985年第3期《求索》，本报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