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激励——献给育才中学的老师们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教育

编者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建立的第一个教师节就要到了。最近，读者纷纷来信来稿，祝贺教师们节日快乐，并怀着真挚的感情，表达他们对教师的尊敬、感激和怀念。《教育》专页从本期起，将陆续刊载一部分读者来稿，作为对教师节的庆贺。
尊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今天为四化造就人才大军的伟大事业中，这一传统更应发扬光大。教师被人们誉为灵魂的工程师。读一读发表在这里的几篇文章，从这些对教师充满感激之情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教师工作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永恒的激励
——献给育才中学的老师们
中国赴西柏林访问学者 冯培恩
远在万里之外的异国，除了想家之外，工作学习之余最多的是生活经历的回忆。其中最美好的片段是学生时代，最难忘的是教过我的老师们。
我六年小学生活在著名教育家方明任校长的上海市华辉小学度过，那时我年纪还小，所以已印象淡薄。
我十一至十六岁，在老教育家段力佩先生主持的上海市育才中学度过。
中学里教过我的所有老师，至今我都能举出他们的姓名，并回忆起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这里只记下其中几位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影响。
陈怡庭先生是我初二、初三时的班主任，教我们文学，当时已五十多岁。他讲文学，除了给我们以语文知识外，还十分注意利用课文教育我们如何学习，如何做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陈先生十分重视作文教学。有一个学期文学的第一课是“论语和孟子五章”，主要论及学习态度与方法。他出的作文题目是写一篇读后感。我在作文中着重谈了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意志、刻苦学习的必要性，他十分欣赏，在我的习作中作了多处鼓励性的批语，还写了一大段评语。大意是：“当前有些同学不懂得在困难的条件下发愤学习的重要性，作者却论述了这个问题，实获我心。我建议将这篇文章作为本学期班级黑板报的开场白。这对其他同学也有帮助。”
进入初三，我的学习成绩已在班上拔尖，在老师们的赞扬和同学们的羡慕中，我的骄傲情绪滋长起来。一次上地理课时，老师让我们作课内练习。她说出一处城市、河流或山脉的名字，我们就在空白地图上把它写到所在的位置上。她为了给同学们一定思考和填写时间，说得较慢，中间停顿时间较长。我不耐烦了，冒出一句怪话，污辱了这位老师。事后班主任陈先生把我叫去。我知道自己闯了祸，准备接受他的训斥。他的表情十分严肃、沉重，但没有发怒。他沉默良久，仿佛自己也犯了错误一般，难过得说不出话来，这对我是无声的鞭笞。他终于开口了，是要我想想我学到的一点知识和取得的一点成绩都是从哪儿来的？而我用这样的态度对待给我知识的老师有多错！他尽管没有多说什么，我已经很后悔，感到我污辱的不只是某个老师，而是所有对我有所期望的老师。学期结束时，我准备拿成绩报告单回家挨父母的骂了。陈先生果然在我的操行评语中写上了这件事，但同时也写上了我事后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而操行评定成绩则出我意外，还是给了我5分。他这样处理，既不姑息我的错误，又照顾了我的自尊心，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老师对我的期望，懂得自己应该如何对待老师。
1957年9月，我进入高中第一学期，班主任老师是三十来岁的赵婴婴先生。当时我已有相当的学习自觉性，成绩拔尖，但对内容比较空洞的政治活动不大感兴趣。到学期末，因为忙于温课迎考，没有在考试前按时交上思想小结，我挨了赵先生的批评。我心里感到很委屈，在补交的思想小结后面写了一段为自己辩护的话，并准备她再次批评我。没想到她再也不提此事。从第二学期开始，她不再当我们的班主任了。可是在进入高中最后一年时，她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我很担心，在关键时刻遭到她的报复。事有凑巧，就在1960年临高中毕业时，我竟然成了全校唯一通过选拔飞行员体检的一个，而接着进行的政审调查，发现我父亲从1959年2月开始变成了一个“补”上去的“右派分子”。我自己却不知道，结果只能由老师来启发我“交代”。这一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差一点把我击垮。刚知道父亲情况的那几天，我就象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离开学校就在街上来回走。同学们在复习功课，我却先得忙于“划清界限”。不要说当飞行员已成泡影，就是高考也别指望了。班主任只要给我写上一句“界限不清”或“隐瞒”之类的话，我就会有口难辩。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当然不敢沾军事专业的边，就是学校也只能降格以求。但当我把志愿表交给赵先生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不知她会对我说出什么话来。没有想到她竟然建议我第一志愿报上海交通大学。我呆住了，马上说，我填这个学校已经鼓起很大勇气了。她很理解我是在背着多重的思想包袱的情况下准备高考的，没有勉强我。但是她的建议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示，促使我安下心来复习迎考。
后来我果然考上了第一志愿学校，对赵先生的“信不过”被事实证明是错了。上大学后不久我主动和她联系，组织了一次同学返校活动，赵先生让我们向紧跟上来的毕业班同学介绍大学里的学习生活。
在十年动乱期间，我因父亲问题受审查时，意外地看到调查我的人从我的档案中抄下的赵先生给我写的高中毕业生内部鉴定。她对我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情况作了相当客观和全面的评价。也就在此期间，我得知她自己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遭到了巨大冲击，甚至人身污辱。
教我们代数的谢武衡先生当时已年过六十，他批改作业或试卷时连书写格式不符合要求都要扣分，遗漏一个标点符号也必给予纠正。在数学学习中不少同学原谅自己的粗心，在谢先生那里，粗心造成的错误与指导错误或方法错误一样不可原谅。课堂提问时要求对概念精确掌握，只要回答没有击中要点，模棱两可，即使对了一部分或更多也不及格。他的严格几乎使人误以为是刻板或者吹毛求疵，很多同学感到受不了。
就在谢先生的手下，我第一学期的头三个平时成绩，竟然都以不及格的记录留在了我的学生手册上。他的严格迫使我不得不下大的决心来认真对付。果然见效，连续又来了三个5分。那么平时的总成绩该是几分呢？没有想到，谢先生给了我5分。2、2、2，5、5、5，→5。这是谢先生的辩证法。他用三个2分警告我：不管大错，小错，不管何种性质的错误都会导致全错，因而每一个错误都不可原谅。而最后那个5分又表明他对一个学生的态度是在学习开始阶段允许犯错误，只要以后确实改正，不再重犯，那么他主张既往不咎。
谢先生和他的代数课不仅给予我知识，而且训练了我严谨的态度和作风。
顾佩芝先生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教俄语。“课堂问答多”是外语教学的一个特点。顾先生一般不指名答问，而是让大家自动举手。我当时反应较慢，开始举手落后于他人，渐渐我干脆就不举手了。顾先生注意到我的情绪不对，在一次课上特别对我的学习情况当众作了分析。她说我的特点是记住生词的过程较慢，但一记住就不易忘，这不见得全是缺点。她安慰我不要着急，但也不要放弃练习的机会。她的分析鼓励了我，使我既看到自己的长处，又看到自己的短处。
1981年出国前的一个下午，我回到离开整整二十年的母校，希望能见到我还认识的老师。瞧！这不是赵先生吗？但是她根本记不得曾经有过我这样一个平凡的学生了。我想，老师忘了学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忘不了老师，老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