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指路——记杨石先老师对我的教诲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教育

名师指路
——记杨石先老师对我的教诲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胡孚琛
路，对我这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来说，早有“金光大道”在眼前，所以我从迈出第一步起，一直到六十年代，没有“行路难”的体会。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迷路了，我对走过的路开始迷惑、怀疑、反省，不知道以后该怎样迈步。我常常在南开大学校园的大路上徘徊。我将心里话告诉老校长杨石先教授。那时，“四人帮”诬陷的脏水也泼到杨老师身上，杨老师也搬到我们学生宿舍，和我们同住，同开会学习。当人们出去奔忙时，杨老师常常在宿舍里和我长谈。我从这个比我年长半个世纪的老人那里懂得，眼前的混乱只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小插曲，是暂时的。杨老师劝我要利用时间，观察社会，增长知识和经验，千万不要丢掉业务，不然以后需要的时候，就拿不出来了。杨老师的话给我印象很深。
离开母校后，我就到某地一个荒僻的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在那里，我不断收到杨老师的信，他还将一部身边珍藏多年的善本《战国策》和郑板桥的《范县诗抄》寄赠我作为纪念。农场劳动结束后，我被留在当地工作。那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视同儿戏，大学毕业生普遍用非所学。我不时把地方的情况和自己的苦恼写信告诉杨老师，杨老师每次都很快回信。离校十五年多，年迈的老人给我写过四十多封信。1973年，杨老师给我寄来几本英语广播讲座的小册子，叮嘱我不要丢掉外语。1974年，一个曾在我校工作过的老同志去津，顺便探望杨老师，杨老师听他谈了我在地方的表现很满意，捎信来要我谦虚谨慎，联系群众，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初，杨老师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是他老人家去北京出席了四届人大，周恩来总理作为天津的代表，在会堂的休息室里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那一年，各行各业开始了整顿，工作也有了起色。这时，我见到杨老，向他抱怨“文革”中断了我的学业，问他还能否让我回校再学习一段时间。杨老师询问了我自学的情况，严肃地说：“大学生嘛，要紧的是懂得怎么学。你在大学阶段受过基本训练，掌握一些学习方法，就应把老师没教过的自学完。”杨老的话，给我敲了警钟。正是由于听了杨老的话，我不但自学完了大学的化学教材，还自学了文科几个系的教材。
1977年，杨老师给我寄来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在写作《国外农药进展》一书时的工作照，另一张是他在黄山参加全国农药会议时在迎客松前的留影。看到老人那慈祥的面孔，我心情很激动。
全国恢复招考研究生的制度后，我想报考本校导师的研究生，但杨老师分析了我的特长和实际情况，不主张我匆忙报考母校化学系，建议我投考自然科学史、科学方法论、科学管理学方面的专业。按照他的意见，我于1979年考取了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老教育家黄友谋教授的研究生。后来，当我在科研上迈出自己的步伐时，才深深体会到杨老师的这个建议的远见卓识。
1981年初，我到天津一见到杨老师，就滔滔不绝地把自己的收获向他汇报。我谈得高兴，杨老却不以为然。老人根据我的具体情况，语重心长地说：“你现在是研究生了，应该在科研上出成果。研究生先要学会怎样研究，学会导师研究的方法，培养创造性。作学问要有扎实的功力。”杨老师的话打开我心灵的窗户，我回校后在导师们的指导下，注意培养自己的创造思维，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领域大胆探索。写毕业论文时，由于杨老师和黄老师的关怀和帮助，我得到了本专业几乎所有知名专家的热心指导。当杨老师得知我的硕士论文顺利通过，得到国内外有关专家的肯定和鼓励时，特意来信祝贺。我知道，自己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迈出的幼稚的一步，包含着杨老师和其他导师们多少心血呵！
1984年5月13日，我来到杨老师家中。老人正坐在书桌旁忙碌着。那天老人很高兴。我告诉他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招考博士研究生，规定须两个专家推荐才能报名，过两个月就考试。杨老师笑着说：“那你就再考一次，攻取博士学位。”他随手从抽屉里拿出纸和信封，给我写了推荐书。望着老师那慈祥的面孔，想起老师对我的培养和教诲，我心情很难平静。当迎着傍晚的夕阳同老师握手告别的时候，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和我的恩师的永诀。
当我含着泪水写完自己的回忆，我深深地感到“老师”这个词儿有多么重大的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