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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当官心理”——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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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5-08-05
第5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淡化“当官心理”
——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
邓伟志
官,在一些人心里一直是颇有吸引力的。近年来,当官、谋官之心是强化了还是淡化了?这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可是,如果不要求定量分析,还是可以讲清楚的,那就是:强化了。
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一批栋梁之材来管理。为人民而当官,当为人民之官,是官民的共同心愿。但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想当官的人增多,是不利于全社会的知识化的。从全社会看,想当官的人多了,做学问的人就少了;从个人看,做官与做学问之间有个函数关系,二者是成反比例的。
正因为当官与做学问有冲突,所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众多文人不当官。如东汉的郑玄,入太学,后专门著述、教书。袁绍想称帝河北,派军队押郑玄出来当官,郑玄不肯,竟以布衣相见。如明代的李贽,当过三年知府,主动辞官,住在庙里,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写出了《焚书》《藏书》等名著。也有本人并非不想当官,只因被罢了官,便因祸得福,有时间做学问。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当过许多官儿,但晚年遭到贬谪,他却留下许多豪放的诗篇。又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被罢官后,并不通路子复官,专心作画吟诗,成为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更有一类人仕途曲折,时而为官,时而为学。为官时一般不学,为学时一般无官。象宋代的朱熹,三上三下,每次下台时都有著作。尤其是晚年,他闭门著书,成为宋代理学的著名代表。
几种情况从不同侧面说明,当官与做学问是相斥的。
文科如此,理工科更不用说了。在搞文的知识分子中,之所以还有少数人当了官以后仍有学术成就,那是因为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当官也是观察社会的窗口之一。但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以自然界为实验室。自然科学家固然也离不开社会,但是大可不必弄个官儿当当。文理相通,是指理论和方法上相通,无论如何不是指把自己通向官场;文理一体是指综合研究,而决不是去交官运。
古代中国如此,当代外国又如何?在美国,许多学者认为,做官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高位是学术的坟墓。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同古代封建地主之官,同美国的资产阶级之官,在性质上、在职能上都是有根本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但是做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是一样的。为了改变外行领导内行的状况,提倡干部要知识化、专业化是正确的,选拔知识分子当领导,也是必要的。但是,让一些治学有方、做官无术的学者当领导是很可惜的。在知识分子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想当官的人增多,不是好事。
不过,这不能只责怪个人,更要从社会上找原因。现在有些做法是助长人们的当官心理的。比方说,学者工资的上限低于干部工资的上限,一当上某个级别的官便有种种优厚待遇而学者无份焉,都促使一些人走升官之道。再比方说,社会上还客观存在做官容易做学问难的问题。做官,只要有人提拔,就可以平步青云。搞科研,即使是倾毕生精力,也未必有成。这也是助长“做官心理”的原因。再比方说,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情况:不当官,特别是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论文再好往往找不到地方发表;当了官,论文即使不怎么样也有人抢,也有人捧。还有,我们科研的课题选择权、人事安排权、资金支配权,并不在科学家手里,而在一些不搞科研的干部手里,以致科学家为了科学,为了使科研工作可以进行得顺利一点,也不得不去当个一官半职。
为了转变人们的做官心理,除了端正认识外,还必须掀掉助长做官心理的外因,为此我建议:
一、官的产生应从“点将型”变为民主型。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各类干部应尽可能多的由选举产生。把选举权交给群众,而不是交给个人。现在不少单位的“群众推荐”只是一种“摆设”,对此群众是有意见的。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绝开后门当官的现象,同时也会使官欲缓解。
二、官的职能应从家长型变为服务型。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就是削弱集权。官没有了特权,人们的当官心理就淡了。现在有些地方是前后方脱节。学者们要搞的课题,他不批;要交流的人,他不给,致使身在前线的学者不得不回头光顾后方。如果干部真正做学者的后勤,学者没有了后顾之忧,也就不必更不想当后勤之“官”了。
三、官的条件应从政治型变为知识型。现在任用干部,见海外关系就扔的情况少了,但是凭死档案用人的情况还是有的,“将门多虎子”的心理也是有的。今后选干部,在知识化专业化方面,不能光看知识总量,还要看其知识结构。业务上内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其是否懂得管理科学、领导科学、组织心理学。这几门不及格,不能当官。把这些条件一摆,保险会有些人自惭形秽,不敢应试。
四、学者的科研工作应从被动型变为自主型。只有当学者们在从事学术研究中,不必仰仗行政部门“划圈”时,只有当学者有了课题选择权、人才交流权时,学者才不会弃学当官。
知识分子应做领导的“外脑”,做“思想库”,不必统统去做官。做了官,就失去了学者的特色。我相信,在党中央关于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号召落实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后,人们的“当官心理”是会转变的,会淡化的。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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