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中获得了教育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我在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中获得了教育
李长之
编者按：李长之先生的文章是对于他在二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一文的自我批评。李先生这篇文章的主要缺点是完全忽视了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画传》，并且认为“重要的不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事实上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却是一个比武训本人的讨论更为现实的问题。但是李先生的态度是诚恳的比端本蕻良先生在本刊上期的信件要诚恳得多。我们欢迎这种自我批评。
我在山东读小学时，即常听关于武训的故事，而那时的一位先生又逢巧是武训中学毕业的，所以印象特别深。也不止我。在过去反动统治阶级长期进行广大的武训宣传的时候，我在思想上早已作了他们的俘虏。
看到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画传》后，我觉得它们“仍是值得欢迎的”，我又作了这部电影和画传的思想的俘虏。
三月底，四月初，渐渐看到一些反面的文章，最初认为不过是“标奇立异”罢了，没加以足够的注意。“丑化劳动人民”的问题初提出来，我当时认为电影中的丑化是一回事，武训的举动是否真丑又是一回事，还想为武训辩护，甚而认为叩头乞请也未必不是一种斗争方式，正如当时有些作者也有的同类见解。
直到读到贾霁同志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杨耳同志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汪曾祺同志的《武训的错误》等文，才使我从许多错误思想里解放出来。
人民日报五月二十日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有深刻意义和必要的，对于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理论水平都有提高的作用。我愿意热烈地响应这一个号召。
我的检讨
（一）充分暴露对传统的意见缺乏批判的能力和习惯：大胆怀疑的精神太不够，把旧的思想意识竟视为当然。过去满清的统治者表扬武训，地主官僚表扬武训，北洋军阀表扬武训，国民党反动派表扬武训，……为什么不去分析一下他们为什么表扬武训呢？他们的表扬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也是有阶级基础的，这就是，武训的行动符合了他们的利益。我们却不该顺了他们的眼光走。对于他们有利的，不可能对人民也有利。这样明显的事实，却由思想的惰性而忽略了。
（二）唯心论思想的残余没有肃清：武训的举动是唯心论的哲学所欢迎的，因为这是绝好的一种借口。说：你看，有志者事竟成，也不必管环境，也不必靠群众，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就可以赤手空拳，要什么有什么。叫化还可以设学校，那么，比叫化的生活好一点的人不是要做什么都可以如愿么？当然，这是不科学的。武训并不是真的赤手空拳，他所以能办学校，是靠了他的行动符合了当时封建地主官僚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兴学运动的要求，是靠了那些地主（士绅）的物质的援助，是靠了他那一套符合封建社会道德标准（穷人应该忍辱，应该和气，应该驯服）的做法（具体的就是下跪）。所以，这也根本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可是唯心论者却以为是大可宣传“奇迹”的材料了！这种“奇迹”原经不住科学的分析的。肯定并赞扬武训的行为的人，无形中是有这种唯心论的思想在作怪。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孙瑜先生的电影中出现了地狱的场面，并不是偶然的，其实正是这种极端的唯心论思想的发挥。
（三）对自己所怀疑的问题没有深刻追究：在我已往所接触的关于武训的材料中，曾有说他除了兴学之外，又常卖《善书》或出借《善书》的话。善书是指《文昌帝君文》《阴骘文》等。我也常和朋友谈起，说，可见武训也有落后的一面。可是应当不放过这个问题才对。因为我们试一检查，武训可说是彻头彻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没有丝毫触犯封建道德，也从没有这个意思；正如他没有丝毫触犯封建社会的基础——地主剥削的经济关系，也从没有这个意思。兴学和售借《善书》，不过是维持封建统治一事的同一表现而已。我怀疑到他的宣传《善书》，可是没怀疑到他的兴学，这是没彻底处。
（四）忽视了“社会实践是检验主观愿望的标准，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标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赞扬武训就是没从社会实践去看，没从效果去看。贾霁和杨耳二同志的文章之所以是正确的，就是因为他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
（五）忽视了“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已往的文艺批评工作多半犯这个错误，本想努力克服，但现在这篇评论就证明实在还没有克服掉。我过多地评论了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的艺术，太轻太淡地（而且不正确地）触及了政治意义。这不免是单纯技术观点，这不免是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至上”的形式主义的美学的影响。因为缺乏对政治意义的足够的重视，所以就是就艺术标准的批评论，也就犯了错误。例如我指出武训电影之“热闹和罗曼谛克的抒情并没有提高了它的艺术性，反之，是降低了它”，然而理由呢，是：“损害了武训事业的严肃性”。其实，武训事业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也就说不上损害不损害它的严肃性了。可见不把政治性放在第一位，艺术性的批评是不会正确的。
（六）忽视了文艺批评工作应当把眼光放在今天而不应当放在昨天：这问题具体到“武训传”上就是，我们要首先问对于今天说，这样的片子有什么意义？中国广大地区的农民已经因为土地改革以后，把封建剥削的枷锁解除了，他们已经可以有着热爱文化，学习文化的机会了，又何必把本末倒置的识字问题提出来？不是识了字才能翻身，是翻了身才能识字呀！在科学的时代，在一切都可以用科学规律解释的时代，宣扬这封建社会时代所视为奇迹的人物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开倒车么？在集体主义的时代，在有着正确领导的时代，宣扬这种传奇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人物，宣扬这种自发的没有想透彻的人物的事迹有什么意义呢？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并在巩固这种胜利的时代，宣扬封建社会时代的一种莫明其妙的改良主义的路子有什么意义呢？这都是经不住追问的。——无怪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的那个小朋友要“睁圆了眼睛”发问了！
通过这次讨论，让我明确了一些问题
（一）武训传的问题，重要的不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武训这个人和他的活动的问题。只有对武训本人有正确的批判，才能谈电影。
（二）武训是彻头彻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的道路是对人民有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而不是对人民有利的革命的道路。
（三）武训的行为，在当时已经是不足为训的。因为，当时明明已经有着象太平军真正革命的道路，而他没有走，走的乃是相反的道路。
（四）武训的行为，在现在尤其没有歌颂的必要。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害。因为，这会鼓励人崇拜盲目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会模糊人对于农民的真正需要的认识，这会使人开倒车，这会使人歪曲了中国人民真正宝贵的革命品质，这会使认识不清的人造成更大更多的思想混乱。
（五）在业已呈现思想混乱的时候，有领导地把这些混乱澄清是必要的。大之，这有助于批判地接受历史遗产问题的解决；小之，在传记片的编导摄制和批评上都可以提高一步。
（六）最容易迷惑人的武训精神——无拳无勇而能够坚持的精神，已由杨耳同志提出应该用“是否能推动历史前进这个标准来判断”，因而是否定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已经解决了。
其余的问题及其试探的解决
在讨论的过程中，我自己是还存在着几个问题的，我现在觉得也经过启发和考虑而逼近解决。这是：
（一）把武训的兴学认为是劳动人民的翻身识字运动（我曾同意这个看法），现在明确地知道是错误了。可是如果认为武训的兴学是和清末（武训死于一八九六年，就是戊戌政变的前二年）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兴学运动是一个运动是不是可以呢？这个广泛的兴学运动有没有进步意义呢？我现在的看法是：这其间依然有着区别，而且纵然当作一个广泛的运动看，进步的意义也是很少的。因为，当时一般新兴资产阶级的兴学运动还包括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输入“西学”，换言之，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求吸收西洋资产阶级的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读郑振铎先生编的《晚清文选》就可看出的。但是武训兴学的内容，却仍然是拘限于封建文化的承袭。这就是说，就是在兴学运动的范围以内论，武训的兴学，也是落后的一支。
（二）杨耳同志对于所谓武训精神的批判是对的。但他所指的，只是苦行的一方面。普通所谓武训精神，还有“舍己为人”的一方面。我认为这一方面更是容易迷惑人的。我现在的理解是：舍己为人，要看“为”的是什么“人”？并要看他为“人”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在现象上看，武训的舍己为人是为穷人，是为出不起学费的人，所以才叫义学。然而事实上，既然是宣传封建文化，维持封建统治，所以结果并没有真正为了穷人，而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再说，通过他的义学，这些穷人可能有什么出路呢？不过往上爬，升官发财，产生一批新的地主官僚就是了。所以，如果同当时的具体效果连系起来看（而不是抽象地看），他的舍己为人也是有害的。象武训这样的人，可能走的路子是：（一）革命；（二）当强盗或小偷；（三）安分守己也就是行乞终身；（四）凭自己的勤苦，成家立业；（五）一心兴学。就效果论，最坏的是后一出路，也就是他选择的出路。因为，革命不必说是最好的路，强盗或小偷也多少对封建地主有些损害，行乞终身可说对社会影响最小，成家立业则不过给少数人做一个忍辱吃苦往上爬的榜样，独独兴学却眩惑了不少人，给了封建统治阶级绝好的欺骗宣传的材料，多少延长了封建统治势力的寿命，并蒙蔽了农民不能求得真正解放的道路。他的兴学的后果如此，他的“舍己为人”也就跟着破产了。
以上的看法，是否还有问题，请读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