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的学者　忠诚的战士——回忆钱俊瑞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勤奋的学者　忠诚的战士
——回忆钱俊瑞同志
薛暮桥　孙晓村　徐雪寒　骆耕漠　石西民　秦柳方
正当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纲领而奋战的重要时刻，一个毕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勤奋耕耘的学者，党在文教战线的杰出战士钱俊瑞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半个多世纪战斗的友情，许多难忘的往事，使我们陷入无比悲痛和深深的怀念之中。钱俊瑞同志走完了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艰难而光辉的生命道路。
钱俊瑞190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东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在他少年时代就饱尝了中国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在他的幼小心灵中播下了为劳苦人民奋斗的种子。他幼年聪颖好学，但真正走上探索人生道路，是1929年参加陈翰笙先生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工作后开始的。陈翰笙192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受李大钊同志的熏陶，又受蔡和森同志的启发，研究农村经济，思想日益进步。陈翰笙早年以学识渊博为蔡元培先生所赏识，因而于1929年受聘主持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他到无锡来挑选和组织一批有志青年从事农村调查工作。钱俊瑞参加了无锡的农村调查，后来又参加了河北保定以及河南、陕西等许多地方的农村调查。当时参加调查的有王寅生、张稼夫、姜君辰、张锡昌、秦柳方、刘怀溥等。随后，薛暮桥、孙冶方等也参加了这支调查队伍。在调查过程中，他们边调查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他们还借助于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农村经济的计划，到更多地区做了调查。可惜这一工作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当局日趋反动，陈翰笙已很难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立脚。鉴于这一不利形势，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1933年在陈翰笙的倡议下，以这些参加过农村经济调查的进步青年为骨干，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钱俊瑞担任理事，是一个重要的领导成员。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不久，钱俊瑞首先受到打击，被社会科学研究所除了名。经陈翰笙介绍，钱俊瑞到上海在塔斯社工作。不久，陈翰笙先生也被迫离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决定在上海设立机关，出版《中国农村》，由薛暮桥主编。一部分会员来到上海。通过钱俊瑞、姜君辰的社会关系在上海《中华日报》上增辟了个《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姜君辰任主编，利用这个关系，建立了一个主编团体——“中国经济情报社”，广泛搜集和整理各种经济资料，在此基础上写了许多经济论文。骆耕漠、徐雪寒、石西民、朱楚辛等参加了这项工作。这样，在1934年，一批意气相投追求进步的青年继续地走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读书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我们这个读书会是秘密的有严肃纪律的团体。我们公开活动的机关，就是上述两个刊物，再加上1935年由读书会的成员创办的“新知书店”（由徐雪寒、华应中主持），从而形成了以读书会为核心，领导着三个公开的出版机关，这就是我们当时主要的战斗阵地，而钱俊瑞是大家公认的领导者。1935年钱俊瑞同志由周扬、胡乔木同志介绍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受文委委托来领导我们这个小团体。
钱俊瑞从1934年创办上述两个刊物起，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才离开上海。这短短几个年头正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钱俊瑞象一只迎着暴风雨奋飞的海燕，在他自己的生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火红的一页。
1934年，日寇在加紧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全力进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第五次大围剿，整个上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我们这一支小小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新军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上海活动的。凭借《中国农村》这个公开发行的园地，自它创刊起，就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观察中国的农村经济，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来宣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阐明的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支持土地革命。《中国农村》高高地举起批判的旗帜，与托派宣传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刊物上展开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同时在刊物上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武器批判形形色色的乡村改良主义思潮，揭露他们站在大地主立场反对土地革命的本质。还针对在中国颇有影响的美籍教授卜凯的资产阶级研究方法和他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各种有关中国农村的错误论点，进行了批判和揭露。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同志通过《中国农村》都写了大量论战性的文章，笔锋所指，对立思潮伪装尽去，一一显出它的谬误原形。《中国农村》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理论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引起了社会的重视，扩大了它在青年中的影响。同样，在《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上，以剖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现状为己任，以“曲笔”来应付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力图揭露中国经济的种种病态，反映和支持劳动人民的痛苦和斗争。当年象介绍美亚绸厂工人罢工斗争的文章，震动了读者的心弦。“中国经济情报社”还编辑出版了三本《中国经济论文集》和1935、1936两年的《中国经济年报》，后者由日本友人逐册编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在当时的经济理论界，不论赞成反对，都得承认有这样一个有力的声音存在。新知书店同生活、读书两书店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时三个进步书店之一，它出版了不少受读者喜爱的理论读物。这一切，都为十年反文化围剿斗争中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增添了光和热。“文革”期间，我们这个小团体被“四人帮”诬蔑为三十年代经济界的“黑线”，与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黑线”一起遭到恶毒的攻击与残酷的迫害。虽然我们这个团体只是党领导下的许多群众团体中的一个小团体，但它毕竟是左翼文化运动中一个有作为的革命团体。它的成就同钱俊瑞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我们回顾起这段五十年前在艰苦环境下奋战的斗争历史时，心情自然十分激动。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怀念着钱俊瑞同志。他是我们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人，我们从他模范的言行中，时时受到启发和教育。
钱俊瑞到上海不久，就参加了当时仍留在上海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工作。这是“左联”、“社联”、“剧联”、“美联”、“影联”等组织的总的领导机构。1935年他成为中共党员以后，又担负起党的“文委”领导成员的责任。在那风雨如磐的年头，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艰难地参加着把被打散了的中共党员、左翼进步人士的力量积聚起来的联络组织工作。随着困难的日深，人民爱国觉醒的发展，钱俊瑞进一步表现出一个革命战士卓越的组织才能。他非常善于团结党外人士，特别是善于团结社会上著名人士一道工作。在党的文委领导下，他到上海工作不久，就和陶行知、曹亮等组织了“苏联之友”社，吸引了一部分爱国进步人士。1934年冬，为了营救两位被捕的中共党员，需要聘请同情革命的律师辩护，钱俊瑞因此结识了沈钧儒。著名的《新生》“闲话皇帝”事件爆发以后，上海文化界对日本的横蛮和国民党当局的屈膝媚日勾当，日益表示不满。这时，钱俊瑞努力奔走和推动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救国问题，他陆续结识了邹韬奋、章乃器等更多的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士。1935年下半年，各种座谈会在上海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上海文化界救国大联合的组织工作，已经酝酿成熟。当《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正在讨论初稿时，传来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重大消息，加速了这个文件的形成。不久，一个由马相伯老人领衔有三百多名文化界人士签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上发表了。紧接着以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等为首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象一声声春雷、震动了大地。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呼声南北呼应，救国怒潮奔腾澎湃，国民党反动派再也压制不下去了。当时，钱俊瑞被“文委”委任为文化界救国会的党团（即现在的党组）书记，他同党团的其他同志一道，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整个筹备过程中，非常仔细地部署了会议程序，发动一切可能参加到救国运动中来的文化界著名人士参加会议，十分周到细致地安排理事人选，制定了严防敌人捣乱破坏的种种防卫措施。钱俊瑞为了筹备这个大会，忙得有许多个晚上彻夜不眠。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映，也大大推动了上海的各界救国会的组织，并且为相继成立的上海各界救国会树立了一个良好的组织榜样。这就是广泛争取知名人士公开站在救亡运动的第一线，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救国会的威望和公开活动的便利，而把主持具体日常工作的干事会（由总干事、干事组成）秘密起来。很多共产党员、进步青年积极参加了各个救国会干事会的具体工作。这种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组织形式的产生，大大有利于救国运动排除障碍壮阔发展，并且使党的领导走出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狭隘小圈子，把广大中上层爱国人士和爱国热情洋溢的群众团结在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我们“读书会”的人全部参加了救亡运动，徐雪寒、罗琼、朱楚辛等则成为“全救”、“妇救”等团体的重要骨干。钱俊瑞直接帮助了史良、沈兹九等为首的妇女救国会，和以沙千里、何惧等为首的“职业界救国会”的成立，并且受“文委”和沈钧儒等的委托，通过他同王昆仑的关系，借南京读书会在无锡“万方楼”集会的机会，又促成了由孙晓邨、曹孟君为首的南京救国会的筹备工作。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钱俊瑞被“文委”任命为“全国救国会”的党团书记。
在救国会的领导下，上海救国运动不断出现的高潮，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1936年由救国会主持，鲁迅葬礼大游行和1937年因抗议“七君子”被捕而发起的自请入狱运动，不仅动员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而且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先生带头，其声势的浩大，影响的深远，是无法用几句话来估量的。钱俊瑞在这几次重大斗争中都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地工作。当党的抗日主张迅速为广大爱国群众所接受，而党员在各个救国团体中已起到模范骨干作用，从而也就真正实现了党的领导。这个领导，正如周恩来同志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一篇重要讲话中所说：“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周恩来选集》上卷一三一页）。在当时环境下，实现党的领导不能靠自封，更不能挂在嘴上，而是要通过细致的工作，钱俊瑞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救国运动中与党外爱国人士的合作共事，运用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武器，确实是做得比较好的。
1936年钱俊瑞代表文化界救国会与陶行知、陆璀、陈铭枢等组成一个中国人民代表团，参加9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会后又受宋庆龄的委托，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还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全欧洲华侨救国大会，参加了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的一些国际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怒潮介绍到各个国家中去，介绍到华侨中去，表现了他在国际活动中的卓越才华。
随着救亡运动的高涨，钱俊瑞在文字宣传方面的负担也增重了。当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被迫停止出版之后，钱俊瑞接着主编了《永生》周刊，继续高举着团结抗战的旗帜，发挥人民喉舌的作用。他还为生活书店主编了一套《黑白丛书》，这些书刊虽然最后都遭到查封的命运，但是它的政治影响是无法消灭的。钱俊瑞又是胡愈之同志主持的《世界知识》的主要编辑人员之一，一度担任过该刊的主编。
从上面几个方面的活动情况可以看到当年钱俊瑞在理论战线、救亡运动和文字宣传各个领域完成了惊人的工作量。他总是那样精力充沛无休止地工作着。他租住在上海一幢民房的一间前楼，大约有十三四平方米的面积，他一家四口（两夫妇、两个孩子）吃饭睡觉会客读书写文章都在这一间斗室里。我们常常看到他坐在案头拿起笔来写文章时，一个孩子爬上来抓他的眼镜，另一个孩子则在抢他的钢笔。钱俊瑞真能忍耐，他的许多重要文章就是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写出来的。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天各一方，忙着自己的工作。钱俊瑞由上海到武汉、重庆，1940年到了新四军军部。抗战胜利后，奉命离开新四军军部到了北平，又转到延安、河北，直到迎接北平解放。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很多工作。1946年他受党中央委派参加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时，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总编辑，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创办《解放》三日刊，以致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做了英勇而胜利的斗争。新中国建立后，钱俊瑞担负了国家教育文化方面的重要领导职务，还长期担任“中苏友好协会”的秘书长的工作。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在改造旧的文教事业，使之转而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教事业方面，在团结知识分子和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他兢兢业业成绩卓著。然而，钱俊瑞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特别是在十年浩劫时期，受尽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关在监狱里八年，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脊椎骨留下严重创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恢复了工作，我们又有了在北京相聚见面的机会。大家都历尽艰辛，如今虽然白发盈额，也难于遏止兴奋的心情。钱俊瑞更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痛心无端损失了十年的大好时光，深感为党工作已经为日不多，必须加倍努力。他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工作，在逝世前的几年里积极从事世界经济方面的调查研究和著述，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世界经济和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科学体系上。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和几本专著，力求使自己的研究和著述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他也不顾身体病弱，奔走于国内外，调查世界经济，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参加许多省、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讨论。当朋友们劝他注意劳逸结合时，他总是笑笑说：“象我们这些人能活到现在已经够本了。”他就是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党为人民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钱俊瑞同志为人正直，待人诚恳。他一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生活上艰苦朴素。他的逝世，使党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战士，我们失去了一个多年共过甘苦的老战友。记得在纪念孙冶方同志的大会上，钱俊瑞同志的发言中说：“我再也不用眼泪，而要用我的心血和脑汁来纪念这位我非常敬爱的，在人世共同战斗过五十二年的老战友”！我们就照他这宝贵的誓言办吧。让我们以他这遗言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永葆革命青春，为四化建设奋力工作，以告慰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