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探索“西部片”的异议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关于探索“西部片”的异议
袁文殊
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探索“西部片”的文章和报道。在这类文章中，当然也有少数提出不同意见的，但是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所以有必要再作一些阐述。
我以为在我们中国来提倡探索如何创作“西部片”电影是值得考虑的。更明确一点说，就是不妥当的。在政治制度上我们要建设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电影艺术上我们要创作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电影，这是无容置疑的。当然在提高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电影艺术中，也需要借鉴外国，但是这种借鉴，只能是借鉴它的先进经验和有利于表现我们的电影内容的技巧，这是必须弄清楚的。如果不然，就很容易引起种种混乱。
“西部片”是美国电影中的一种特有的名称，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有的片种。它以上个世纪美国在开拓他们的西部地区的时代为背景，空旷荒凉的土地，粗野慓悍的人物，抢劫、打斗、惊险的情节为其特征；头戴宽边帽，身穿夹克衫，下着牛仔裤，腰缠子弹带，身挂连发枪是他们的典型打扮。有时也出现一些侠义、豪放的“英雄”加“美人”，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一类的行为，如此等等。一个总的趋向是以所谓东部人的文明去取代西部人的野蛮，实际上是白种人去征服土著的印第安人。在一部分观众中，这种影片的票房价值是有的，但是要求它反映更深的社会现实是困难的。
我们的国家，东部和西部之间，无论经济上或文化上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以东部的文明去征服西部的“落后”的问题。对于历史上遗留的不平衡现象，从解放之日起，我们的党和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进行改变。我们的电影创作要考虑的是如何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来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协助党和政府加速改变目前的不平衡现象。而这种要求，在美国“西部片”中是探索不到的。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电影的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当然也还可以有其他方法），深入实际去深刻地反映我们的现实，做到上层建筑真正起到维护和促进经济基础发展的作用，更好地完成上层建筑的使命。我们的文学艺术要立足于我们民族生活的土壤，因此，新的美感只能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去追求。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我们所说的“西部片”，并不是要在实际上去搬运美国的“西部片”，只是名词上的一种借用而已，所以在“西部片”前面我们加了“中国的”三个字作为限制词。但是在我看来，即使如此，也是不科学的。如果说某一个影片较好地反映了我国西部地区人民的风土人情，便是“中国的西部片”，那么在去年的出品中，影片《雅马哈鱼档》也被评论界誉为是一幅生动地描绘了广州市井的风情画，因此，这部影片是不是就是“中国的南部片”呢？如此类推，在去年创作的影片中，《神奇的土地》也是较好地反映了我们的“知青”在北大荒的生活和斗争，也就应该称为“中国的北部片”了。这样一来，麻烦的问题又要发生了，象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他们作战在西南边境，而梁三喜的一家却在山东沂蒙山区，这该怎么处理呢？至于有的同志为了表达某种意见，偶尔提到这一名称作为类比，也只是为了说明当时具体事物的情况罢了，不宜当成定见去流传，免得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