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与友　爱与憎——两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敌与友　爱与憎
——两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符浩
几天前，我在翻阅抗日战争时期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两张外国人的照片，一张是侵华日军军官竹田大尉；另一张是美国飞行员谢罗曼少尉。面对这两张略有些发黄的照片，不禁思绪万千，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烽火岁月。有关这两张照片的往事不断在我脑海中涌现……
1944年夏季，我渤海区军民，向敌伪军发起了解放利津县城的夏季攻势。为了顺利完成作战任务，军区命令各县地方武装和民兵，破坏敌人交通线，切断敌人电话联络网，袭扰和阻击可能增援之敌。
8月13日，我博兴县一区区中队动员群众于一夜之间将距博城以北小宁庄附近的公路破坏，并将数十名游击队员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庄稼地里。战士们忍受着盛夏的酷热，全神贯注地监视着博城方向公路上的动静。太阳刚偏西，一辆敌军用卡车从博城方向驶来。军车在已破坏的公路上触发了地雷。这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游击健儿，冲杀过来，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日寇驻利津县指挥官兼伪华北绥靖军二十七团指导官竹田大尉和伪军官多人被我生俘。
竹田大尉被送往军区途中，在一个小村的场院里休息，喝水。村里人闻讯都跑来观看区中队首次活捉的“鬼子官”。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有一个六、七岁的儿童，别看他人小，心眼可不少。小家伙听说抓了一个“鬼子官”，小小的心灵怒火难遏。他悄悄地拣起一块瓦片，藏在身后，从人群中挤出来，将瓦片猛地朝竹田的头部扔去，竹田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人群哗然，护送人员一面叫围观的群众赶快后退；一面紧紧地把竹田保护起来，包扎好伤口，向他解释这是小孩子干的，小家伙不懂政策。
竹田大尉来到军区，他头部还包着绷带，仍是惊魂未定。我向他说明八路军对待俘虏的政策，以安定他的情绪。竹田愁眉苦脸，一声不吭。我问他有何要求时，他才带着怨气说：“你们口口声声说优待俘虏，为什么又打伤我的头？”我对他说，你已经知道你是被一个小孩子打伤的，我们不愿看到发生这种事情。不过请你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小孩子都对你们如此仇恨，你应该从这件事中明白过来。竹田听后，若有所思地点了一下头，就这样结束了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谈话。
经过几天激战，我军于8月17日解放了利津县城，全歼敌伪军一千七百余人。伪军团长苏冀南被我活捉，一小队日军拒不投降，被我全歼。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竹田时，他惊奇地喊道：“苏冀南！”我说：“是的，就是你任指导官的那个二十七团团长。”竹田嗯了一声，庆幸地说：“要不是我在返任途中被俘，否则也‘玉碎’了。”
竹田在解放区住了一段时间，在铁的事实面前，看来他的认识有所改变。军区决定释放他时，他坚决表示不愿回去。经我方多次说服，他才同意，以致误了预定的行期。他离开解放区前，我们为他饯行，并拍照留念。当我们再次谈起那个打伤他的小孩时，竹田神情严肃地说，那个娃娃教育了他，使他懂得了侵略战争的罪恶和必然失败的结果。他懂得了中国人民，包括三尺孩提，为什么如此仇恨日本侵略军。他一再表示，如果他能活着回去，他一定为反对侵略战争而工作。他相信反法西斯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这一天就要来到了，那时我们再见面。
遗憾的是，我记不起竹田的名字了，竹田是他的姓。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竹田大尉的创伤》，发表在当时敌后出版的《渤海日报》上。
我记得竹田那时五十多岁，是日本山形县人。他告诉我，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我在日本工作时，多次打听过竹田的下落。据一位参加过解放同盟的老朋友说竹田被送回济南后，因他年长、资深、功高，军方奈何他不得，只好把他送回日本，战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如果竹田还健在，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
另一张照片是美国驾驶员谢罗曼少尉，同是外国人，一个是敌，一个是友，他们的境遇截然不同。
1945年初春的一天下午，夜幕徐徐降临，雪后的大地银装素裹，又显得冷冽清寂。突然，天空出现了一队美国“B29”型轰炸机，它们轰炸天津后正沿津浦线上空返航。隆隆的机声，打破了茫茫雪原的沉静。当这队飞机飞临沧州时，谢罗曼上尉驾驶的飞机不幸被日军高射炮击中，坠落在沧州城南马家口车站东南的十八步邢家村附近的田野里。驾驶员谢罗曼少尉跳伞降落在雪地上。他的臀部、肋部、腰部受了轻伤，一时不知所措。正在这个当儿，十八步邢家村的一位名叫刘玉祥的农民，正从临村走亲戚回家。他发现了刚刚落地的谢罗曼。刘玉祥无暇他顾，赶紧把谢罗曼背上车子，飞快回到家中，把他藏在一间暗室的角落，埋在柴草里，并示意他不要动。刘又想到敌人一定会来搜查的，万一被查出，那可不得了。他急中生智，赶忙脱下谢罗曼的皮靴，又跑回谢罗曼跳伞的地点。他换上谢罗曼的皮靴，向远离村庄的荒野走了一阵，然后再换上自己的鞋子，掩埋好皮靴，回到村子里。驻在附近的日军眼看着机毁人逃，就迅速赶到谢罗曼降落的地方，到周围的村子里搜索。折腾了一番，连个人影也没找到，便无可奈何地撤了回去。
谢罗曼少尉连夜通过几道封锁沟，安全到达我游击队驻地，又经过几个夜晚的护送，到了当时军区所在地黄河以南的史家口镇。谢罗曼在军区住了一些时间，恢复了健康。他对解放区军民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后来我们接到上级指示，送他回大后方归队。临行时，我们请他谈谈脱险和对解放区的观感。他一再感谢解放区军民救了他的命，还想尽办法使他早日恢复了健康。他讲起他想喝咖啡，可是解放区里找不到。于是八路军战士把大麦粒炒熟捣成面子来代替。他诙谐地说：“喝起来还真有点味儿。”他说感受最深的是解放区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和必胜的信念。提及他的“历险记”时，谢罗曼更是侃侃而谈，他说：“那位中国农民营救我的事，实在太神了。直到现在我还弄不清，他是怎么来到我的着陆地点的。我们语言不通，无法交谈，但他一下子就把我背上车。从他的神情上，我深信他是我的救星，是在帮助我脱离虎口。不过我当时还真担心我难以真的脱险。在抬头能望见日军碉堡的地方，我的救命恩人，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他神话般的努力会成功吗？我的天呀！他终于成功了。我得救了。我敬佩这位中国农民的机警、果断和胆识。我更敬佩他对敌恨、对友爱的高尚品德。我由衷地祝愿并相信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无往而不胜。”
当我们同谢罗曼少尉握手告别时，他指着肩上的土布挎包对我们说，那是他来军区的途中，一位农村小姑娘送给他的纪念品。他要永远保存这盛满中国人民情谊的礼物，永志不忘。他强调说“救我的那位农民和送我挎包的小姑娘，与我素不相识，但他们知道我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打日本侵略者，我们是战友啊！”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我俯案写下四十年前的一段往事，谨以此献给当年浴血抗战的人民。（附图片）
图中头裹绷带者为竹田大尉，另一坐者为符浩，中立者为日人解放同盟渤海区支部长松木春一，右立者为当时渤海军区敌军工作股郭建平同志。
谢罗曼少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