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严格训练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漫谈严格训练
高扬
两年前某日，我接到一个新闻单位的同志的来信。来信人代表五个“工农兵”大学生向我叫屈，说是社会舆论讥笑他们文化知识水平低，对他们的待遇也不合理。但这“不平则鸣”的信，文理却不大通顺，字也写得不象样子。这使我不禁慨叹“文化大革命”确是“误人子弟”，因而想到我们四化建设必须给人民以严格的训练。
我开始读书是私塾已经取消、乡村办起小学校的时候了。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总是要继承的吧？那时虽然办的是新式学校，我在启蒙中受到的伦理道德教育还是在校要尊敬师长，在家要孝敬父母，待人接物、语言行动要谦而有礼。老师教写字，讲究坐的姿势、握笔的方法，小学要习大楷，练小楷，到中学则须临摹碑帖。读书是讲究背诵。我在高中以前读过的文章诗词，现在也还记得很多、很清楚。民国初年倡导富国强兵，小学生受“军国民”教育，下军操，唱军歌，学生制服也类似军服。二十年代后期，虽然军阀混战，国家不统一，但是办大学的教育目的却是明确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所以我在大学读经济系，除民法、刑法、公司法等课程以外，有关经济专业的课程，包括会计学、统计学之类，都用英美大学的课本，即学的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那一套东西。历史上的有些现象看来很奇怪，但又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地主子弟上大学，当时的统治者本来打算培养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人才，却为反对他们的统治造就了一批共产党的干部；他们严格地按照资本主义模式进行训练，却训练出了坚决破坏资本主义模式的人。
新中国建设初期，我们对大中小学生的训练是否符合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我没有考察过，不敢妄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从总体来说，似乎注重阶级斗争多于注重文化技能和自然科学知识。而经过“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摧残，现在我们见到的是许多知识青年知识贫乏，写信、写文章，语法错谬，逻辑混乱，连汉字也写得七扭八歪，读来令人头疼。最近人民日报不是批评了“野蛮装卸”吗？其实何止铁路货运的装卸方法“野蛮”，在上下级之间，朋友、同志，甚至亲人之间耍“野蛮”的人多着呢？报纸上批评官僚主义的文章不少，而对野蛮待人的行为却揭露不多。时至今日，再把产生一切野蛮行为的原因归之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好象也不算公平。由于我们对大中小学生的训练欠严格，许多“文化大革命”时还未出生，或者出生不久的青少年，其对人态度的粗暴野蛮不是常常令人摇头叹气吗？
训练差的何止青少年，我们中年以上的国家干部，甚至其中的领导干部，对“阶级斗争”可谓训练有素，因为都是“磨爬滚打”过来的；但是讲读书、讲谈吐、讲写文章（主要是起草文件）、讲与人辩论、讲进行调查研究，也大都缺乏科学意义上的严格训练。民主集中制是载在国家宪法和共产党党章的立国、建党的根本制度，可是在贯彻执行中往往受到封建思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干扰与破坏。赤裸裸地按封建传统实行家长统治，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踩在脚底下，这在基层单位是常有的现象。也有奇怪的民主和奇怪的集中。在某些领导机关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决定问题的时候，常常一两个人反对多数人的意见就形不成决议，以致该办的事长久拖延不办。而有时在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已经一致了，单位主要负责人某种个人意见竟可以否定多数一致的意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单位有表决权的成员一律平等，少数服从多数，任何人没有否决权。如果一票可以等于许多票，而许多票又只等于零票，这实质上不就是以极端民主和个人独裁代替民主集中制吗？我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了几十年，革命胜利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又已经几十年，上述情况的存在，不就足以证明，贯彻民主集中制仍然需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吗？
现在我们高级领导机关讨论工作往往缺乏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且不说领导干部应该深入实际、掌握与领导工作有关的第一手材料、领导机关应该建立灵敏的信息反馈系统和组织、依靠智囊团提供咨询这些科学决策的前提条件，单说讨论问题的习惯方式有时就是既不民主又不科学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意见分歧不交锋，极少形成辩论，似乎辩论起来就会有碍团结，而这样办，等于承认真理可以不辩明，同志之间的“和气”倒是损伤不得。主持会议的人自由地参加讨论和争论也成为大家默认的禁忌，他话说早了，话说多了，就有压制民主的嫌疑。这实质上也就等于把单位主要负责人看成首长和权威人士，不是集体领导的一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四化大业的顺利进行，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采取严格措施，全面系统地着手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实在是当务之急。而要认真做这件事，首先党政高级领导机关必须实行领导上的科学决策，包括认真采取现代化的领导方法和认真实行严格的名副其实的民主集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