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直到最后一息——记优秀共产党员、气垫船专家华怡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奉献，直到最后一息
——记优秀共产党员、气垫船专家华怡
本报记者 郭伟成 新华社记者 吴复民 陈毛弟
她走了，悄悄地走了。象春蚕吐尽最后一寸丝，象蜡烛熬尽最后一滴油，象耕牛劳作到最后一息。1985年7月8日，我国气垫船专家、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七○八研究所女工程师华怡，刚走完第四十三年的人生历程，便告别了人世！
她，生前不求表扬嘉奖；临终嘱咐，她去世后不要追悼纪念。然而，党组织决定以最崇高的方式悼念她：在她的遗体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让她在党的爱抚下安息。
两个不寻常的记录
华怡住院治疗才七天，连自己生的什么病都不清楚就离开了人世。她去世后，留下两个不寻常的记录：遗体解剖病情记录、生前最后一年工作记录。
遗体解剖病情记录上记录着，华怡患的是恶性程度很高的胃小弯低分化腺癌溃疡型，肝病变比正常人重四百克，癌肿广泛转移到肝脏、肾上腺、两肺和脑垂体，血管中有癌栓。根据病情推断，华怡癌症的发病期至少在一年以上。
就在这一年中，她承担了三项重要研究课题；两次去青浦、无锡参加新型船模试验；与人合写、翻译、校对了七篇论文和工作报告……这样大的工作量，对健壮的男子汉也是沉重的负担，更不用说对一个身患癌症的女子了。而华怡却出色地完成了这些任务。
让我们循着华怡这一年的足迹，看一看她的最后冲刺吧。
去年上半年，华怡构思出一种测算全垫升气垫艇稳定围裙下端离地高度的新方法。试验时需要人钻到试验台下，席地而坐，抬头举手，测量数据。她不顾自己严重的颈椎痛，经常钻到试验台下操作。秋天，她两次奔赴青浦淀山湖和无锡太湖之滨的试验场。试验过程中，她头痛加剧，呕吐频繁，脸色泛黑，指端发白，终因支撑不住，被同伴们“强行”送回上海。
今年入春以来，她浑身乏力，两手疲软得竟然拿不动一本稍厚的书，尼龙布手提袋里只能放工作证、乘车月票和病历卡。同志们看着心疼，两次瞒着她到医务室为她开病假单，“逼”她休息。可一转眼，她又出现在办公室里，嘴上还是那句她常讲的话：“不要影响工作，不要麻烦同志。”
今年春节过后，华怡实在没有力气挤公共汽车了，索性让丈夫把棉被送到实验室。一个试验台、一张办公桌拼起来，成了她的床。
华怡病情一天天加重，而她却坚决不同意减少自己承担的研究任务。从6月中旬起，她双脚关节剧烈疼痛，已经无法站立。在同志们劝说下，她利用工程师可以享受的十五天公假回家休息，可在家里，她还是在为自己最后从事的研究课题——双体侧壁气垫新船型论证编写程序进行计算。
7月2日，华怡病情急剧恶化，浑身扎针般的剧痛，并出现阵阵痉挛，终于被送进市瑞金医院。就在生命之火行将熄灭的时刻，她还与前来探望她的同事研讨新研究课题中的程序。7月7日，华怡逝世前一天，陪伴在旁的她的丈夫、上海交通大学讲师顾尔祚发现昏睡中的妻子嘴角在微微颤动，象在说些什么。他俯身下去仔细一听，才知道华怡在说：“火车票怎么买？乘火车去还是坐汽车去？”老顾噙着泪问：“你要干什么去？”华怡含混不清地说：“我……要上班去！”接着嘴里又念叨着一些专业术语。
是啊！华怡太热爱自己的气垫船事业了。她献身于这个事业已整整十八个年头。
十八年前，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流体力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共产党员华怡，扎着两支羊角小辫，悄悄地跨进了七○八所大门。从此，她在气垫船事业这片荆棘丛生的科学天地里勇猛开拓、辛勤耕耘。
气垫船是一种依靠气垫升力，使船体抬离水面高速行驶的新型船舶。它的出现，是现代交通工具的一次革命。六十年代，国际气垫船事业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而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试验阶段。华怡一接触这个工作，就对它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把自己的全身心投入探索。她要通过自己和同伴们的努力，让中国的气垫船早日在我国的辽阔海洋、沼泽草地和海上油田飞驶。
命运似乎与华怡开了个玩笑：她从小晕车晕船，而她从事的专业恰恰要与风浪为伴。每次出海下湖试验，华怡几乎都要呕吐，无异于生一场大病。
一次出海试验，华怡负责在大舱里记读纵倾仪。快返航时，同志们发现她趴倒在大舱的地板上，脸色刷白，嘴角流着白沫。可就是这样，她也不肯休息，倔强地说：“我知道了摇晃的滋味难受，我就会更加努力去改善气垫船的适航性能。”
华怡是我国第一条中型气垫船的设计者之一；承担和参与了十余个气垫船研究课题。她主编了《气垫船模型适航性试验方法》，这种试验方法对气垫船适航性的研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她主持研究的囊指围裙形成和变形研究，是我国气垫船事业中一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她主持编写的《气垫船静水阻力估计方法》，成为我国重要的气垫技术资料，在实际设计中被普遍采用；她与人合作进行的《气垫船围裙成形和变形研究》、《响应围裙研究》，把对围裙性能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她与人合写的多篇论文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科技杂志上发表，普遍受到好评。她不愧为我国气垫船事业理论研究工作的中坚，一名斩关夺隘的大将。
甘愿做铺路石子
7月16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吊唁大厅举行了向华怡遗体告别仪式。讣告只发出一百多份，冒着摄氏三十七度酷暑自发前来向华怡告别的，却有四百多人。一位鬓发斑白的高级工程师老泪纵横，先后两次走出队列，向华怡深深地三鞠躬。一位科研人员携儿前来，让儿子最后见“华阿姨”一面。他告诉儿子“华阿姨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人们如此敬仰华怡，是因为她德才兼备。她不仅给人们留下了累累科研成果，更留下了纯洁无瑕的科研道德。
华怡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擅长攻关夺隘，却甘愿充当祖国现代化气垫船事业中的一颗铺路石子。她常说：“科研要依靠携手共进的群体”，始终把自己看作这个群体中的普通一员。在研究所，在第七研究室，每个人都把华怡视作良师益友和“最真诚的合作者”，分科分组，都希望和她分在一起。
整整十八个春秋，华怡为别人做过或校对过无数次计算，但从不关心在计算书上是否留下自己的名字；她替别人翻译、校对过大量技术资料，帮助别人校对过论文和译稿，为此经常煞费苦心，字斟句酌，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她的左眼视力几乎等于零，有时英文资料看不清，还要靠丈夫帮她重抄放大。但她对这些从无怨言，只要求助者对校对稿和译稿满意，华怡比得到什么都高兴。
华怡在科研工作中是同志们公认的一员“大将”，但她却默默承担起对这个科研群体有用的一切小事。原有的阻力计算图谱使用不方便，她重新绘制了新的分发给大家使用。她把自己调查得来的数据复写给别人作参考。她知识渊博，人们都乐意向她请教，而无论谁有什么问题来问她，她总是热情接待，把自己所知和盘托出，就在病入膏肓的最后两个多月中，她躺在病床上，还忍着剧痛和前来求教者切磋计算，汗珠一串又一串地淌下来，病床上留下一滩水迹！
7月5日，华怡已好几天没有进食，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下午，和她共同负责一个研究课题的裘胜洪刚从外地回来，赶到医院看望她。一看到裘胜洪，华怡突然来了精神，撑起身子，用微弱的声音说：
“老裘，我们在兴波阻力计算中，原来的积分方法有问题。”怕他听不明白，华怡边讲，边用手吃力地比划着。
裘胜洪实在不忍心让她多说话，劝慰她：“你安心养病吧。我会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说完，他起身准备告辞。
不料，心力交瘁的华怡拉住他不放，转过头叮嘱丈夫用她前几天才找到的计算方法帮助裘胜洪把兴波阻力算出来。看到丈夫连连点头，华怡才放心地舒了口气。
华怡在学校是“三好学生”和优秀毕业生；踏上工作岗位后，曾三次被授予“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受到过上海科学院党组的表彰，被七○八研究所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对她的成就和品格，全所上下有口皆碑；然而，每授予她一次荣誉，她都感到不安。她几次三番找领导说：“我没有做什么工作，请把荣誉给其他同志。”
今年“三八”节，上海电视台要拍她的工作录象片，她推说有病，躲了起来。只是在党组织下“命令”后，她才勉强同意，但坚持要与其他同志合拍。临拍时，她这个“主角”却又悄然躲到后面，找了一个避开摄影镜头的角落坐下。华怡是真诚地希望作一颗默默无闻的铺路石子，躺在通往科学殿堂的五彩路上，让别人踏着自己去攀登，去攻关。“大家没有的，我不能有”
华怡一生在全心全意地奉献，而她取之于人的却很少很少。
华怡逝世前两个月，七○八所党委为她申报上海市给千分之一有贡献科技人员的晋级奖励。申报在“绝密状态”中进行，生怕她知道后又要推辞。然而，当申报被批准时，华怡已不在人世。如今，那份给华怡晋升一级工资的奖励证书端放在华怡家中她的遗像前。
华怡的母亲看着奖励证书恸哭出声。知女莫若母。老人说：“一千人中只奖励华怡一个人，如果她还活着，她会于心不安的。”“于心不安”，这正是华怡常说的一句话。
华怡常年过着清贫的生活。都八十年代了，她还穿学生时代的蓝布裙。唯一的一件毛衣，袖口破了，她让母亲接个袖口再穿。她自己省吃俭用，对家人却慷慨无私，关怀备至。家里人交口称赞华怡是好女儿、好姐姐、好媳妇、好妻子、好妈妈，是家庭的纽带和支柱。
华怡平日恬静谦和，可有两次，她却与研究所、室的领导发生了“争执”。
一次是1979年。国家为部分职工增加工资。华怡得知她在晋级之列时，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她又是找领导“磨嘴皮”，又是写书面报告，一再恳求领导千万别给自己加工资，把有限的晋级名额让给别人。她真切地说：“国家还不宽裕，我们共产党员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困难，应当多考虑为党努力工作。”
另一次是两年前，为了分房子。华怡夫妇长期住在华怡母亲家一间五点二平方米的小屋里。后来，孩子逐渐大了，她丈夫只好搬进交通大学集体宿舍，夫妻俩同处一市，却过起了“牛郎织女”般的生活。两年前，华怡分到了一间十六点八平方米的旧房子，可当她得知和她同一个研究室的余亚芳住房困难问题这次未能得到解决时，她找到领导，要求把分给她的房子让给余亚芳。领导不同意，华怡又找到余亚芳，一定要把房间钥匙交给她。余亚芳动情地说：“我宁愿一辈子不要房子，也不能收下这把钥匙。”这样，华怡才搬了进去。
华怡业务能力强，精通英语，懂得俄语、日语，研究室几次让她报考访问学者出国深造，可华怡却鼓励其他科研人员报考，把出国机会让给别人。
华怡有一颗赤子之心，真诚地关心周围的同志，甚至与同事的孩子也结下了忘年之交。今年4月间，她听说有个同事的孩子一度学习退步，便抱病给那孩子写了封长信。“六一”儿童节前夕，她又给这孩子送去节日礼物，勉励她“天天向上”。
华怡热爱生活，眷恋生活。她能诗会画，爱好音乐，就在卧床不起前两个月，她还买了公园月票，每天傍晚，她和丈夫相依着走进襄阳公园，并肩坐在一条长凳上，欣赏公园景色。华怡的丈夫说：“华怡渴望过美好的生活，只是希望别人的生活比她过得更美好。”
华怡走了，但是她留下了她对党的忠贞、对祖国的贡献和对人民深沉的爱。
华怡走了，她用整个生命凝结成的“华怡精神”，正鼓舞、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