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之志 壮烈之气——缅怀我的父亲张自忠将军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纪念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忠义之志 壮烈之气
——缅怀我的父亲张自忠将军
张廉云
（一）
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最后一集，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街坊中这一历史时刻结束了。我关上电视机，小彩舞悲壮的歌声仍萦回在耳际，四十年前自己惊闻抗战胜利消息的情景，也一起涌进脑海里来。
那一天，我从陪都重庆乘车前往成都，半路停在小茶馆里休息，听到老乡争相传告日本投降了。这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继续坐车前行，我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在复杂的思绪中，突然闪现陆游《示儿》诗的两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想到这里，我默默地流泪，内心却放声向九泉之下的父亲高呼：
“爸爸，抗战胜利了，你知道吗？敌人终于投降了，你知道吗？”
我父亲张自忠（字荩忱）是1940 年5月16日在湖北省宜城县汉水（襄河）前线指挥作战中牺牲的。当年，武汉早已沦陷，他担任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奉命守卫汉水一线。1940 年4月，敌人集结重兵，在汉水东岸发起攻势，河东形势告急。他为了截击北进的敌军，亲率一支纵队于5月初从宜城县窑湾东渡汉水，追击北上之敌，连连告捷，将日军截为两段。不料，敌人增援部队赶到。此时，我父亲接战区司令长官命令，率部掉头向南截击，敌人依仗飞机大炮的优势反扑过来，我军陷入重围。父亲率部在十里长山奋力冲杀，身先士卒，连中七弹，壮烈牺牲。临终时他向随从说：“对国家，对民族，良心都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
“对得起良心”，在我们家乡山东临清是表明心迹、份量很重的常用语。父亲留下的书信、手令中时有“良心”二字。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到湖北前线访问，在《中国战歌》一书中用“有良心的将军”形容他，并写道：“人们都说他视死如归，以求良心得到安慰。”抗战胜利了，我相信为国捐躯的父亲在九泉之下应该真正得到良心的安慰了。
（二）
抗战爆发时，我才十四岁，还不大懂事，只从家庭的日常教诲中知道父亲是正直勇敢的爱国军人。“七七”事变前，他担任天津市长。事变以后，抗战还是妥协，国内的斗争十分激烈。华北、平津一带的局势因而非常复杂而又特殊。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奉命于7月28日率部撤离北平去保定，临行前，下手令命我父亲留北平，代理他的职务，嘱我父亲暂时与日本人周旋，以利大部队撤离。日军随即进入北平。当时，我随母亲李慧敏仍在天津，天天提心吊胆，生怕他出事。但是，全家人心里很明亮，我的父亲是决不会干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9月初的一天夜晚，父亲着便服回家。往常，他从外地回来，总是有说有笑，孩子们更加欢乐。那天，他面色严肃，全家人知道他处境严峻，都不敢吭声。原来，日军进驻北平城后不久，他便称病隐蔽到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随后又躲到美国友人的家中，之后，便化装成汽车司机的助手乘美国友人的汽车逃到天津的外国租界，然后乘船去烟台，转往南京。那天晚上，父亲沉稳地安排完家事，便悄然离去。为了避免邻人的注意，全家人都不敢送出门。我怀着留恋而又怅惘的心情望着他魁梧的身影消失在夜幕里。谁知无言一别，竟成永诀！
那时，社会上一些不明底里的人，对他留在沦陷的北平曾有种种非议，误解他与日本人合作。为了抗战事业的大局，父亲默默地忍辱负重。直到1937年底，他到南京被任命为第五十九军军长，重返原部走向抗战前线，各种非议才渐平息。
对于这件事情，冯玉祥将军在《痛悼张自忠将军》的纪念文章中写道：“民国二十五、六年的时候，华北造成一个特殊的局面，他在这局面下苦撑，虽然遭到许多人对他误会，甚至许多人对他辱骂，他都心里有底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以待将来事实的洗白。……在北平苦撑之际，有人以为他真要混水摸鱼，当时我就说，他从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疾恶如仇，绝不会投降敌人，后来果不出我所料。”周恩来同志于1943年5月16日在为《新华日报》写的代论《追忆张荩忱上将》一文中，对此事也有过评论：“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为。”真是了解透彻，语重千斤。
我父亲生于1891年，牺牲之时，年仅五十岁。他从军二十年中的重要战功，当从喜峰口抗日一役开始。周恩来同志在上述文章中也有过评论：“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抗战即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是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喜峰口之役，是东北三省沦陷之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呼声日益高涨时期打的一次胜仗。1933年3月，长城要塞喜峰口失守，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将军命令第二十九军收复喜峰口，阻止敌军前进。我父亲被委任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率部迎战进犯之敌，在喜峰口寨与近万名敌军遭遇，鏖战数日，双方在山地上对峙不下。此时，我军出敌不意，派遣两支精干部队，由当地樵民、猎手带路，绕山间小道从侧面夜袭敌后路。敌人从梦中惊起，措手不及，被我军用大刀砍死者甚众。此役，挫伤了敌人侵犯关内之锐气。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威力由此名振四方。
临沂之役则是“七七”事变后，我父亲南下重返前线率领五十九军打的第一次大胜仗。这一战役的重要性在于击溃了敌人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粉碎了板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战略计划。“铁军”被打散，矶谷师团只得孤军深入台儿庄，以致陷入我军重围，才遭到全歼。临沂之役揭开了台儿庄大捷之序幕。在军事上就是这个道理。
板垣师团是在山东半岛南沿强行登陆的，一路西侵，向临沂进逼。临沂是鲁南军事上必争之地。驻守临沂之我军兵力单薄，形势危急。五十九军奉命赴援。我父亲率部星夜兼程，日行一百八十里，3月11日赶到临沂城下，从外圈围住攻城之敌。守军见援军赶到，士气大振，开城出击，内外夹攻，势如疾风暴雨，敌人大败，仓皇逃窜，溃不成军。
板垣师团是装备精良的“铁军”，而五十九军并非南京政府嫡系部队，装备甚差，胜利之所以取得全靠官兵的拚搏精神。战斗吃紧之时，父亲曾下达如下之手令：
“敌人亦到最后关头，看谁能忍最后之一秒钟，谁就能成功。我困难，敌之困难更大。我苦战，敌之苦处数倍于我。望率所部撑眼前这极小之时间，甚盼，甚盼。”
临沂之役后，父亲又经历了徐州之役、随枣之役、鄂北之役……无不战则在前，退则居后，深受下属官兵及友军之称颂。
1940年5月殉国之役，他身为集团军总司令，本可不必亲率突击队渡河战斗。当司令部集会讨论作战计划时，众人再三劝阻，但他审时度势，坚持亲自渡河督战。渡河之前，致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一信，表明他并非考虑欠周全，而是早已下定决心：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拚。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拚。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渡河前，还有告所属各部将官书，也表明生死置之度外的决心：
“看最近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这就是被周恩来同志誉为充满“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的两封遗书。
（三）
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已是四十周年了，我父亲牺牲也已四十五周年了。今年5月，在重庆北碚梅花山墓地和湖北省宜城都隆重举行了纪念活动。我随宜城各界代表从窑湾渡口过汉水，循着父亲渡河作战的路线，攀登他殉国的十里长山战场，山顶上矗立着“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远在1944年初春，我曾独自到此凭吊，当时国恨家仇尚未报，心情十分凄苦。这次，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时，随宜城数百名干部、群众共同到昔日战场来缅怀抗战英烈们，我不禁为之感动不已。山顶上的纪念碑建立于1941年5月，历经四十余年风风雨雨，至今保存完好。最近，宜城县又加以整修，扩建了纪念碑台基，四周植树造林，并修了一条长四华里的盘山公路，使山上的纪念碑与山下的“张上将同难官兵公墓”联成一体。
站在新整修的同难官兵公墓前，我感慨万千。据当地老人说，十里长山战斗结束后，陈尸遍地。我父亲遗体被抢运到重庆北碚隆重安葬了，而成百上千的同难官兵则就地埋葬。我和同去的侄子们在周围荒地上摘下一大把鲜艳的野花，献在同难官兵公墓前，并深深地三鞠躬，表示我们对这些无名英雄的敬意和悼念。抗日战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抗战，多少中华英雄儿女，不论持什么政见，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保卫祖国，不惜牺牲生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四）
我父亲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称冯将军为先生。他在抗战期间，忠实地执行了冯先生联共抗日的主张。他在前线与新四军相处无间，曾友好地接待了新四军五师张执一同志和中共中原局的代表刘放同志。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救国的大目标，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当今，为了祖国统一的大目标，国共两党不是也完全有理由进行第三次合作吗！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到那时，我一定最先拿这个消息告慰父亲的英魂。（附图片）
张自忠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