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的真面目——评《武训传》影片、武训以及孙瑜先生的检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武训的真面目
——评《武训传》影片、武训以及孙瑜先生的检讨
丁曼公
影片《武训传》的编导者孙瑜先生所作《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一文（见本月二十六日本报第三版）中说：“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这个意思就是企图引起读者和观众的一种糊涂观念，以为作者的“主观愿望”是革命的，只是影片发生了“反作用”。这个道理说得通吗？
作者的主观愿望不能离开他的创作的客观实践来说明，这是最起码的理论常识。《武训传》影片的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已经在影片中表现出来了；影片所发生的作用，决不是与作者主观愿望相反的“反作用”，而正是作者主观愿望所必然产生的正作用。这正如武训的主观愿望，已经从他一生的历史事实中全部表现出来一样。
在《武训传》影片的主题歌中，作者对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指导思想不是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了吗？作者除了叹息“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的绝望和诅咒以外，对于武训并无半个可以“算是批评了他”的字句。相反的，作者在这个歌词和其他许多文字中，都不顾一切地集中了所有的革命词汇，把武训歌颂为人世间最伟大的人物。
由于作者的这种思想支配与贯穿了全部影片，于是影片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刻划，就充满了不堪容忍的污蔑人民、污蔑革命、污蔑历史的恶劣形象，通过这一切形象就给予观众以极大的毒害。
为了达到作者的主观目的，影片编导的手法，极尽了歪曲与夸大渲染之能事。他甚至不惜捏造了周大这样的人物，硬把武训和太平天国拉扯到一起，构成“一文一武”分头进行革命的违背历史真实性的故事；并且极端歪曲地把太平军描绘成杀人放火的一群，用他们的失败来反衬武训的“成功”，来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来宣扬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屈膝投降的可耻行为。影片假托一个梦境，把武训“行乞兴学”的迷梦神圣化起来，把“无自由由于无文化，有文化就是有自由”的荒谬公式艺术化起来；又用许多特写的镜头，拿“不倒翁”来代表所谓“韧性的革命战斗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在影片中的发展，就是那一连串跪倒、磕头、爬行和承受拳打、脚踢等一切凌辱的“苦行”。作者企图将这极端反动的一切都说成是革命的，这难道还可以容忍吗？
有人说：《武训传》影片是要不得的；但是，历史上的武训和银幕上的武训却大不一样，作为历史人物的武训，对于社会的功绩是不应该抹杀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武训传》影片和武训的历史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影片把武训装扮成了一个为武训所梦想不到的“革命者”，其流毒也就在这里。
历史上的武训，无疑是满清统治者用来欺骗人民的工具。他在本质上是属于反动的封建阶级的人物，而决不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他老早就投靠了封建统治阶级，而背离了劳动人民。地主李老辫对待武训是骂、打、骗，不把他当人；但其结果，不是激起武训对地主阶级的反抗，而是造成了他向地主阶级的投降。武训从那时起，就死求百赖地跪倒在地主阶级的门前，爬、爬、爬，一直爬到封建统治者的庙堂上去了。
当时山东馆陶县塔头村有一个三品衔的武进士娄峻岭，堂邑县柳林镇又有一个进士杨树芳，这两个人都是当地当权的豪绅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比起李老辫那个地主来，势力就大得多了。武训受了地主李老辫的欺侮之后，却找到了这两个比李老辫更大的地主，跪在他们的面前，苦苦哀求，依附于他们的势力之下；并且经过他们，进一步投入了整个豪绅地主阶级和满清统治者的怀抱里去。这是武训的全部历史发展的关键，从这里才能看出武训的真面目。
据满清光绪十四年（公历一八八八年）山东堂邑县署“为行乞兴学义民武训请旌底案”中所附陈代卿作《武七传》称：
“武七……梦人语之曰：汝一生困苦，无大享受，能创建义学，方有
转机。既寤，述所梦于柳林岁贡杨树芳，杨曰：义学非可赤手办，汝后有
钱交我存，决不汝负，母听非人言，一误再误也。”
贾品重所作“武善士训墓志铭”也说：
“始则馆陶武进士崇山娄公生息之力居多；后则堂邑岁进士模民杨公
筹划之劳尤巨。”
这就证明武训的“事业”，不但是以封建高利贷剥削为基础的，而且一开始就是与这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当权派相勾结，得到他们全力支持的。
以杨树芳等为首的富豪耆绅们，不独帮助武训，“多方劝募，筹办义学”；并且联名请求满清朝廷给武训以“旌奖”。由于他们的推荐，堂邑知县郭春煦曾亲自访问过武训，赠给十两银子，并向巡抚衙门呈请转奏。这个巡抚不是别人，正是屠杀太平天国和捻党起义人民的刽子手张曜。据“山东通志”所载，张曜号朗斋，是顺天府大兴县人，原籍浙江上虞。他于咸丰初年，在河南“带勇剿贼”（按即指与太平军作战），“屡立奇功”，曾被“擢为河南布政使”；同治初年，“官拜总兵，会剿张总愚股捻，临邑济阳之役，歼毙悍贼万余”；后任“广东陆路提督”、“广西巡抚加尚书衔”。这个刽子手就任山东巡抚之后，继续大肆屠杀捻党起义群众。武训却得到了他的赏识，被召见于济南的巡抚衙门。张曜赏了武训二百两库银，又给他一本黄绫的化缘簿，上面钤了巡抚的官印，使武训可以毫无困难地到处募捐。随后满清朝廷根据张曜的奏折，封武训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的匾额，准予建立牌坊。武训死后，又由另一个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他立祠祭祀。
武训就是这样爬上了封建统治者的庙堂，这是多么丑恶的历史呀！歌颂武训的人们，并非不知道这些事实，却为什么要百般遮盖，歪曲历史呢？这样的歪曲历史是可以容忍的吗？绝对不能！我们一定要正视历史，无情地揭露武训出卖劳动阶级以求荣的无耻行为。
我说武训出卖劳动阶级以求荣，这决不是过火的。这从封建主义者赞颂武训的文词中，完全可以得到有力的反证。贾品重所撰《武善士训墓志铭》中有这样的一段： “夫坚持乎求荣之业，而能致己于荣者，天所不得不荣之也，顺天者也。广阔乎求荣之途，而能致人于荣者，天又不忍不荣之也，胜天者也。然后叹天之报施善人，果不爽也。”
这是反动阶级对于武训的“盖棺论定”。他们称赞武训的“顺天”“求荣”，难道不足以证明武训出卖劳动人民，投降封建统治阶级的不可宽恕的罪恶吗？
有人说：武训生在那样黑暗的社会，没有人领导他，因此没有站稳阶级立场，走错了路，是可以原谅的。这样的说法，乍听起来，似乎很“公道”，其实是不合事实的无聊的辩解。
在满清黑暗统治下的咸丰四年，即公历一八五四年，武训十六岁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军队攻克了青州城，北渡黄河，在武训的家乡堂邑及附近的临清、高唐等县活动，太平军并驻守高唐县城达半年之久，武训为什么都置之不闻不问呢？以后捻军起义，又在整个山东掀起了农民武装斗争，武训已三十几岁了，为什么他还是置之不闻不问呢？很显然的，武训根本不是站在被压迫的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因此，他和太平军、捻军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武训是站到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去，听命于地主阶级，接受地主阶级的领导，极力麻痹农民的斗争意志，这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掩饰呢？
光绪年间出版的张清所作的《山东堂邑乞人武训兴学俗话传》叙明武训兴学的动机是：
“一人不学一人穷，人人不学人人穷，往后来看，穷人多了，什么做贼、诓骗、劫夺都能做出来了。到了这时候，有钱的过着也不安稳，穷的也不知死活了。”
清楚得很，武训所忧虑的就是地主统治阶级“过得不安稳”，害怕“穷人”造反。因此他死心塌地奴颜婢膝地投靠于封建统治者，与豪绅地主合作，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有意识、有计划地充当了满清皇家御用的走卒。据《堂邑县志》载称：“（武训）自弱冠失恃后，即委家事于其兄，而以兴学为己任。”武训的兴学计划与封建统治者的反革命政策恰相符合，同时他的“苦行”又是欺骗落后群众的最好形式。这就无怪乎从西太后到蒋介石，一脉相承的反动统治者都把他当作最廉价的工具了。
如果不是依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势力，武训的“义学”决难举办是可以肯定的。武训最初筹办义学的经费是他和他的哥哥分家所得的三亩地，变卖了一百二十吊钱。他自己最初“行乞”的积蓄，有的说是六吊钱，有的说是九十吊。两项合计不过一百二十六吊或二百一十吊钱。他用这一笔资金，高利放贷，剥削地租，无所不为。据山东通志载：“（武训）得钱辄寄诸富家，岁以三分计息，铢积寸累，遂至巨万。”武训自己也承认“存本钱，生利钱，兴义学，没心烦。”“穷的使，富的保，修个义学错不了。”他的钱多了，就买田地。仅在柳林镇一处，武训竟占有了二百三十亩地，每年收租达三百六十八吊。这已足以证明武训实际上是豪绅地主阶级的一分子，他残酷地吮吸着农民的脂膏，来为豪绅地主阶级宣扬封建文化，培养大小奴才。而这一切作为，武训是一律听从豪绅地主杨树芳之流的指挥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称：“武训设学……宅舍经费惟备，倩人董理，己绝不过问。”不但不过问，他甚至在开学的时候，如《清史稿》所述：“具盛馔飨师，七屏立门外，俟讌罢，啜其余，曰：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他之所以一直在表面上保持要饭的样子，无疑地是因为封建统治者需要这么一个奴才头子作模楷的原故。
实际上一切反动宣传家所称道的武训之所谓“孝义”和“苦行”，不但在本质上是极端反动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是非常虚伪的。据臧克家作《武训先生的义学症》一文中说他“不管见了谁，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口就要钱。他为人推磨，人家看不见时，偷向口里掩（吞）面，这样可以省了吃自己的饭。不幸被人家发觉，他也会陪笑的说：不提防时驴还叉（用口猛掠）口面呢！其实日子久了，他的这个小毛病早成公开的了。”当武训的母亲死了的时候，他的哥哥叫他回家守灵，他的回答是：“回家守灵可以，我哭一声，你得给我一百钱。”请问崇拜武训的人们，这就是你们所称道的“孝义”吗？这就是“苦行”吗？为什么你们对这些事实一点也不敢提呢？崇拜武训者不敢提起的事实太多了，诸如武训做媒，几乎包办了乡间男女的婚姻；做田房交易，从中取利。但是，这些无一不是有案可查的，谁能够掩盖得了呢？
过去的反动统治者，从西太后到蒋介石，对于武训备极赞扬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武训是属于他们一伙的，是封建帝王的御用走卒，是反动统治者最能欺骗人民而又最廉价的工具。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梁启超到陶行知，也许看不清武训这个封建主义的奴才面目，把他当成改良主义的老师，这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政治资本贫乏的状况，也还不算什么奇怪。最可怪的是在今天我国的思想界，对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宣传，竟然完全丧失了政治警觉性；甚至还有一些人，在发现了错误之后，仍然不肯老老实实地进行研究与检讨，而以粗枝大叶或口是心非的态度来敷衍搪塞，这实在是不可原谅的。因此，继续展开对于《武训传》的批判与讨论，仍然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