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凝结的慨叹——略谈日本战后初期的反战文学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血泪凝结的慨叹
——略谈日本战后初期的反战文学
李德纯
在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法西斯专制主义时期，明治维新以来将近八十年所建设的社会文化，遭到严重破坏，文学创作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凋敝境地，出版的一些作品质量低劣，大都是按照军国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法西斯政策的要求，筛选凝滤的单一色调。1945年8月，军国主义垮台，揭露和鞭挞军国主义祸国殃民的罪行，成为时代的要求。日本战后初期的文学实绩，正是在回答这种时代要求中获得的。其中，战后派以新颖的风格形式和深刻的主题思想脱颖而出。
战后派是一批经历相似、文学主张相同的青年作家，他们在近代文学派文艺评论家本多秋五、平野谦、小田切秀雄等人的推动和影响下，探讨人在战场上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命运和存在价值，借鉴风靡于西方的现代派写作手法，侧重揭示那场侵略战争带给日本民族的劫难和人们的心灵创伤。无论在题材和思想倾向，还是表现手法上，都与战前作家迥然相异，具有鲜明的战后特色，故称战后派。
战后派代表作家野间宏的《真空地带》、《脸上的红月亮》，椎名麟三的《深夜酒宴》等，是战后派中早有定评的代表作。《真空地带》的主人公上等兵木谷，被卷进军需官的贪赃违法暗斗中去，作了牺牲品，被军事法庭判了徒刑，后被放逐到面临死亡的太平洋前线。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法西斯军队的腐朽黑暗和官兵间的封建奴仆关系。《脸上的红月亮》采取意识流手法，刻画下层士兵在战后时代交汇点上的灵魂搏斗，展现了从生死关头走过来的主人公，在对人生价值进行重新估价时，难以确定自己在战后生活中的位置，陷入歉疚的感情羁绊之中，折光地表现了侵略战争在一个普通士兵心中掀起的巨大波澜。梅崎春生和大冈升平，从更深的层次对此作了纵深揭露。前者在他的成名作《樱岛》中，再现了军国主义即将崩溃的形势下，弥漫于普通士兵中间的厌战情绪；后者的《野火》，描绘了日本侵略军在菲律宾战场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自相残杀吃对方身上肉的血淋淋画面，着重刻画非人境况下的精神崩溃，从而揭露了法西斯军队的非理性兽类欲念。椎名麟三在日本文学史上开存在主义先河的《深夜酒宴》中，展示了寄宿在东京市郊的劳苦大众，在战后经济萧条下的贫穷生活，描写了侵略战争带给千家万户的深重灾难，仍在继续折磨日本人民。
战后派的众多作品都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是作家多年血与泪的凝结，喜怒哀乐都发自肺腑，作品表现的思想感情同人民休戚相关，在艺术追求上适应了时代赋予作家的课题，表达了他们对日本现代史的见解。他们对推动日本战后文学由复苏走向初步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战后文学发韧期的主流，揭开了日本现代文学史新的一页。
一些从战前就素负盛名的老作家，也重新拿起被迫搁置多年的笔，对军国主义大张挞伐。女作家野上弥生子在《狐》中，塑造了一个从“九一八事变”后就一贯反对侵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林芙美子的《漩涡》，描写了阵亡士兵家眷在战后坎坷生活道路上有气无力的挣扎；正宗白鸟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和宇野浩二的《回忆草》，对知识分子在战争年月的乱离疾苦，创作生活的横遭破坏，发出无可奈何的喟叹。无产阶级作家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知风草》和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都是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宫本在她的两篇小说中，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揭露了那段荒唐时代的严峻现实；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以作者妻子的身心历经磨难，久病而逝，抒写了人们在战争年月难以名状的酸楚。他们的小说都是自传体，但作用早已超过个人自传的范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琐碎甚至带有些许暗淡色彩的生活，凝聚着作家对梦魇般岁月的愤激，他们对军国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理性的反思上的。
日本军国主义长期推行的武士道愚民政策，是对人的良知的践踏，造成一批人的愚昧和盲信，酿成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政治悲剧。战争期间，这种愚昧形成为千百万人带有病态的情感迷狂，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井伏鳟二的《遥拜队长》中的主人公中尉小队长冈崎悠一，便是这种情感迷狂的艺术典型。军国主义虽然覆灭，但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烙印，战后复员回到农村，仍保持法西斯军队的一套习气，动辄对人发号施令，拿到好东西，也要向皇宫方向“遥拜”。他是一个颇值得认真思考的典型形象。田宫虎彦的《画册》，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军国主义提出血泪控诉。中学生福井义治仅仅因为哥哥作了俘虏，全家人就饱受折磨和欺凌，义治也跟着承受着与自己年纪不相称的心灵负荷。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过：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而是长时期静默压抑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叹息。……是使全国严肃考虑问题而坐卧不安”。上面两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这样的效果。
在诗歌领域，荒原派自觉地追求历史的纵横感，通过对历史的回溯，揭示军国主义酿成民族悲剧的沉痛教训。那场战争在诗人的心灵上刻下了严峻的痕迹，战后，他们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疮痍满目的日本，迫切要求倾吐心灵的颤悸、个人的沉哀与烦忧。在控诉的诗行中，尽管没有军国主义一词，但溶进笔下的感情却和同时代读者的心息息相通。鲇川信夫以《救护船日记》为总题的组诗，就是以这种格调，对军国主义战争发出了诅咒。诗中的寂寞航标是死亡的象征，不幸的士兵尽管侥幸死里逃生，也永远不会忘记战争带给他们的不幸，受着随时会被吞噬的痛苦折磨，反映了下层士兵对战局的惶恐不安和绝望。田村隆一的《四十年代的夏天》，被认为是荒原派的典型诗作。诗中倒下去的“我”，隐喻枕骸荒野的士兵，也是荒原派诗人的象征。他们都曾经被驱往战场，心灵蒙上一层难以剥离的翳云，诗中抒发的大抵是自己体验过的生活，以及同龄人的悲怆和苦涩。他们对战前和平年月的欢乐回忆清晰如昨，期望那和平欢愉的时代，再次降临到战后废墟上。此外，欋派女诗人茨木则子脍炙人口的《在我最美丽的时候》，通过抚今追昔的微波余澜，渲染妙龄女郎因战争被夺走了青春年华，蕴藉着发人深省的余韵和难以抚平的伤痕。老诗人斋藤茂吉的《白山》、释迢空的《遥远的回声》和金子光晴的《降落伞》、《蛾》，都对军国主义发出了愤怒的谴责。
戏剧方面，久保田万太郎的三幕剧《秋草故事》，以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前夕的1945年7月，东京一家因物资奇缺而关闭的鱼店为舞台，通过市井琐事，杯水风波，展示了人们在战争年代的内心积怨和痛苦。久保荣的四幕剧《苹果园日记》，以1938年前后北海道一处小镇的安倍苹果园为背景，描写这个果园在军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下，逐步走向破产的历程。川口一郎的独幕剧《田宫的幻象》，把意识流手法移植到戏剧舞台，以田宫义夫阵亡在南方前线为情节线索，描写他的生前好友和旧日情人在战后废墟上一同怀念田宫，将生者与死者集于一台，引导观众在生死之间的精神漫游中，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给予严肃的思考。
上面提到的反战文学作品，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对军国主义造成这场灾难的规模、性质，以及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大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剖析，对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很少甚至没有给以必要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