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断忆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烽火断忆
黄苗子
明清人笔记中，都提到老年人的特点之一是“记远不记近”。昨天什么人说办一件事，总是想不起来；三四十年前遇到过什么事，一提起就如在目前，这并不是老年人的怪癖，而是生理关系。
对于“血肉横飞”这个词，在我来说，体会得最早、印象最深——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是1938年夏天在广州，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中午同夏公（夏衍同志，那时他是广州《救亡日报》负责人）、林林、叶灵凤、高汾、郁风等几个人在长寿路一家人家吃中饭（主人似乎是当时在广东任省政府“咨议”的祝秀侠），正举箸间，突然响起了“警报”，当时也来不及吃完饭，就匆匆跑到附近一处简易“防空洞”（其实是堆起几个沙包）躲起来，跟着就听到了飞机低空飞过的“呜呜”声和机枪扫射声，接着是“轰隆”、“轰隆”的炸弹在附近爆炸声，好容易到了下午，警报解除，我们经过珠江北岸的长堤各自分手，他们赶紧回《救亡日报》写报道发稿，我回省府上班。但那天的长堤，现在想起来还是心酸：横七搭八的肢体，炸得完全变形的蜡黄尸首，马路边上，电灯杆上，乱挂着人的四肢五脏，马路被炸塌了的房子堵塞了，珠江两岸都弹痕累累。原来敌人的目的是炸毁海珠桥，但没有命中，结果长堤上的老百姓和蛋户（船艇上的水上人家）惨被无辜屠杀。“血肉横飞”这四个字多么残酷，没有亲身经历是想象不出的！但是残杀无辜并没有吓倒中国老百姓，记得第二天，由抗敌协会组织的浩荡的人海和震天的吼声，依旧进行了长达数里的示威游行，记得那一天，我同漫画家廖冰兄路过太平路，被这火一样的热潮所激动，也顾不得上班工作，手搀着手加入了这个激昂的队伍。
1938年10月，敌人占领广州，我随着机关撤退到粤北连县。有一天也遭到敌机的轰炸，记得那天下午我同那时的教育厅长许崇清先生从躲警报的燕喜洞（一座离乡镇较远的天然岩洞）出来，在回到驻地途中，同样看到一个中弹的林子里无辜百姓血肉淋漓的惨状，许老擦着眼镜，老泪纵横地走过，自言自语地说：“国家，民族，炎黄子孙，能够永远让它这样受摧残！”
1940年初夏，那时我已在重庆，因为一个人没有地方住，就在中一路名摄影家罗寄梅家借了一间房子。那时几乎天天“跑警报”，但文艺活动还是没有停顿。有一次，名画家赵望云要在重庆办展览会，已商定了在中三路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望云住在壁山县，到重庆要坐四小时长途车，他和我商量好，先把一百多幅画运进城，寄放在我家里一天，星期一就搬到会场去布置。我答应了。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把门锁好，一早同特伟（漫画家，解放后长期任上海美术制片厂厂长）、宣文杰出门到赖家桥去。当天下午回到中一路，远处看到烟焰，房子已经被燃烧弹化为灰烬，当然连同赵望云的一百多幅精心作品。那天晚上，特伟带着我到中苏文化协会在会议桌上睡了一夜。当时我给香港的文艺界朋友写信说：“……但一转念，此仇此恨，原属于整个民族仇恨之一（根）纤维，总有一天，整个的仇恨得到解决，则一辈子可以无憾。……上海我失去一批书，广州失去书画不少，这是第三次了。……早六点钟，从桌子上爬起来，和特伟分手了，拖着唯一的浅予送的皮夹克和一条面巾，袋里挂一个牙刷，经过满是颓垣断瓦的枣子岚垭，想到不知今晚住到哪里去时，才真有点‘难民’的感觉……”这封信曾被发表在香港郁风主编的刊物《耕耘》上，所以现在还留下痕迹。赵望云已经在七十年代中病逝，每想起他这一次烟消云散的“展览会”，我总感到有些歉然。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朋友们在市区郊外，也不时传来一些笑话，例如名舞蹈家戴爱莲同志，那时刚从英国回来参加救亡工作，她当时还只会说英语，普通话说得勉勉强强，那时她住在北温泉，曾经因为邻居的狗的干扰而去找主人控诉，她结结巴巴地用普通话对邻居说：“你家的狗想在我腿上吃饭。”邻居果然明白她的意思，向她道了歉。乱世男女，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记得抗战前一位上海的女演员，在战争初期误嫁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军阀，我那时把这件事同阳翰笙同志说起，并即席凑成打油诗三句：“长沙市上女裙钗，扶摇直上老鹰崖（“老鹰崖”是当时权贵要人的住处），侯门一入深如海”，翰老立即接上一句：“何不回过脸儿来。”但翰老的愿望落了空，她还来不及“回过脸儿”，就以悲剧告终，送了命了。这件事，我想翰老至今还会记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