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一段回忆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纪念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抗战初期的一段回忆
许德珩
四十年前的9月3日，中国人民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残酷侵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值此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谨回忆抗日战争初期我个人经历的一些往事，以期有助于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向热河省进犯，觊觎华北。1935年6月，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将整个华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权奉送给日本。在平津，日本侵略军的坦克纵横街衢，军用飞机随意低空飞行，荷枪实弹的日军在大街上横冲直闯，日本浪人到处为非作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北平的爱国教授和学生不断地遭到各种威胁和迫害。
在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平津的学生再不能安心地读书了。在此严重时刻，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冲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北上抗日。不久，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十项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党通过在巴黎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报》，把《八一宣言》邮寄给国内各阶层人士。我们读到《宣言》，犹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这时，徐冰同志在党的指示下，先后在北平、太原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等统一战线组织，努力开展抗战救亡运动。北平高等院校的一些进步教授，如马叙伦、张友渔、黄松龄、劳君展、齐燕铭、寸树声等，也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冒着解聘和坐牢的风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革命思想。
1935年8月间，我和我爱人劳君展邀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教授，其中有陈豹隐、武新宇、张申府、刘清扬、徐冰、张晓梅、吴觉先等在玉泉山聚谈，研究如何加强各校爱国师生的联系，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事后，杨秀峰、孙文淑、程希孟、彭道真等同志从天津赶来，和我们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抗日救亡问题。恰巧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俞启威（后改名黄敬）同志，也为此事来找我。于是，我们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决定动员爱国教师参加一次游行示威，以救危局，以警奸邪。不久，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揭开了全民救亡运动的序幕，推动了全面抗战的兴起。
“一二九”运动后，国民党当局仍然加紧迫害爱国师生。1936年2月初，仅北平一地被捕的师生就有二百多人，北大教授尚仲衣、清华教授张申府夫妇也在这时被捕。各地的学生自治会和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的组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的指派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批判“左”倾错误，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俞启威等同志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及时地向我们进行了传达，组织我们讨论救亡工作中肃清“左”倾关门主义残余的问题。这对于端正我们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和进一步广泛开展救亡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北京大学当局对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教授，也横加迫害。1936年暑假，蒋梦麟校长无理解聘许德珩、马叙伦、尚仲衣三教授。进步学生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学生会发出通知，要求学校收回解聘三教授的成命。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北平文化教育界的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方针缺乏认识，特别是对释放蒋介石，以及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再转为联蒋抗日，思想不通。因此，我们邀请各校一些进步人士座谈，由党的领导人、北方局的老高（即彭真同志）出面讲解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提高了大家对党的政策的认识，把大家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周围。
1937年春节后，我与王又明（后改名王思华）、程希孟等同志应阎锡山之约，联袂赴晋讲学。我们晤见了薄一波同志，一波同志要我们共同作好阎锡山的工作。我们向阎锡山宣传了团结抗战的政策，并要他相信并依靠“牺盟会”，以壮大抗日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当时，国民党当局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把军队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刘少奇同志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他的意见拿给宋看，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那时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纠正了这种“左”的做法，派人劝大家喊“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这对争取二十九军官兵参加抗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当时驻守在平、津一带的中国军队是第二十九军，共辖五个师另三个旅，总兵力不下十万。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使二十九军放弃对日本侵略军的抵抗。但是，二十九军大多数官兵是有爱国心的，特别是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经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多方做工作，他们不愿目睹祖国河山惨遭蹂躏而不抵抗。二十九军司令部终于发出命令：“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中国军民抗日的枪声，在卢沟桥畔打响了。
国共再次合作，全国人民团结御侮
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国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国民党终于接受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
“八一三”正式对日宣战时，我们全家都在天津。那时平汉、津浦线的火车均已不通，我和许多民先队员和学生乘轮船经烟台到了济南。先后到达的有张友渔、齐燕铭、黄松龄、程希孟等人。韩复榘当时是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三路军司令，是冯玉祥的部下。通过十三路军政训处长余心清同志的安排，我们同韩复榘见过一面，给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中日两国的国情，抗战的办法和前途等等。当时象韩复榘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又佩服，又害怕。大敌当前，形势危急，他们想向共产党学两手，可又怕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不愿意直接同共产党联系，更不敢任用共产党员，而想通过一些与共产党有来往的社会知名人士，和共产党保持一些联系，得到一些帮助。韩复榘把我和张友渔等当成了这种人。我在十三路军政训处作了一次讲演，着重讲了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重要意义。当时齐燕铭、张友渔、许德瑗、于毅夫等都在余心清主持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当教员，教育长是黄松龄，齐燕铭做黄的助手。
在济南住了十几天之后，我到了南京，下榻中央饭店。刚从日本国回来的郭沫若和叶挺（希夷），也住在这里。叶挺正准备把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境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我和沫若、叶挺自1927年武汉分手，一别十年，南京重逢，欢快之情，自不用说。
1937年11月上旬，大场失守，上海危急，南京方面要我去济南一行。到了济南一看，已不复当初情景。韩复榘本来就对抗战前途没有信心，与入侵日军一接触，他的军队就节节败退，使津浦北段控于敌手。我去济南住了一晚，次日即返回南京。此时上海已失陷，南京方面大为震动，国民党政府正准备撤退。12月13日，南京不战而沦陷，数十万居民，遭到灭绝人性的野蛮屠杀。
我是在敌人占领前两三个小时离开南京到武汉的。当时，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虽然都搬到重庆去了，但是国民党的党政军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大都先后集中到武汉。武汉当时成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了。邹韬奋和柳湜主编的《全民抗战》也复刊了。八路军已在汉口设立了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同志等在那里。
国民党的军队这时又打算恢复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同志和黄琪翔先生任副部长，下边分设四厅。总务厅之外设一、二、三厅，三厅管宣传，厅长为郭沫若。沫若同志开初是不愿就任此职的，并曾为此出走长沙。后来沫若提出了约法三章，陈诚件件依从，这才就任。洪琛在三厅的第六处担任第一科科长，管戏剧音乐。
我在武汉事情不多，仍是挂名第六部的设计委员。一天，我去八路军办事处看望相别十年的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谈起了我们的工作问题。他指出：敌人占领了九江、湖口，武汉已处于危急之中，大家都聚集在武汉，不是个办法，每个人应当尽量回归原籍，参加抗战，保卫家乡。我深以恩来同志的意见为然，遂决定回江西工作。不久，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即派他的民政厅长王平秋（又庸）为代表迎接我和王造时、罗隆基等回江西。1938年3月，我们到达南昌。熊式辉请我们在政治讲习院讲课。讲习院负责人有中共党员夏征农同志。我讲《中日关系及其现状》，讲了三个月，以后改写成书，在重庆出版。
1938年7月上旬，国民党政府决定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我被推选为参政员，由南昌去汉口参加。大会于7月8日在汉口大戏院举行。汪精卫是国民参政会的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王世杰为秘书长，彭学沛为副秘书长。国民党政府聘请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林祖涵（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王明）、秦邦宪、邓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除毛泽东同志未出席外，其余六人都出席了大会。汪精卫企图把国民参政会作为他媚外投敌的工具，在会上作了种种表演：暗中主使和公开支持李圣五提出所谓“加强德意外交”的提案，企图得到经过德意向敌谈和的“法律根据”；尽力反对共产党员参政员所提出的各种提案，挑拨和破坏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暗中主使他的亲信进行所谓“倒阁运动”，企图取得行政院长的位置，以便与敌和谈。他还唆使少数亲信提出所谓感谢“德高望重”的汪议长的议案来抬高自己。
与此同时，全国妇女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庐山召开会议。劳君展应邀参加了这一会议。她回来讲，会上，邓颖超同志对加强妇女界的团结，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按照规定，国民参政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到了这一年的10月又要召开第二次大会。我于10月11日离开南昌。走后不久，南昌被日寇占领，我的秘书范觉匋同志竟被炸殉难。及至抵达武汉，武汉正在作撤退的准备，并决定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改在重庆召开。我和陶行知、于毅夫等同志，同船去重庆。船过宜昌时，听到了武汉沦陷的消息，我如迟行一步就有作俘虏的危险。
广州失陷，武汉撤退之后，正面战场上出现了相持局面，敌人对国民党停止了战略性的进攻，而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进行残酷的“扫荡”，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这时，汪精卫和他的亲信，就在报刊上散布所谓“和平”的空气。宣扬什么，天下没有不结束的战争，战争结束即是和平。中国与日本作战也必须有结束的时候，日本如果完全撤兵，允许中国保全主权领土完整，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和平”？汪精卫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及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资格，在重庆或隐或现地大放“和平”烟幕，一大篇一大篇的演讲词和谈话登在国民党的报纸上。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就是在这样乌烟瘴气的气氛中，于1938年10月28日开幕的。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拍来了“电报提案”（陈先生也是国民参政员，当时因事未到），内容极简，而意义极大。这个提案的内容只是寥寥十一个大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这个“电报提案”一到，不到几分钟，会场上联署者已超出二十名，我也签了名。依惯例，议长将提案付诸讨论时，须将提案的题目向全会朗读一遍，这次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大会主席汪精卫只得向全会朗读：“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讨论开始，有几个汪精卫的亲信就起来反对，也有个别人起来为汪辩护。但是，我们在陈嘉庚“电报提案”上联合署名的和明白实际情形的参政员，则奋然而起，对鼓吹“和平”的汉奸言论给予痛斥。结果通过的提案加上了“敌人未驱出国土以前”的字样。当汪精卫朗读到“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时，面色苍白。陈嘉庚的“电报提案”不啻给了汪精卫一记响亮的耳光。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陈璧君、陶希圣、周佛海、褚民谊、曾仲鸣等飞往河内。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敌当了汉奸。对这些民族败类，凡有血性的中国人莫不义愤填膺，切齿痛责。1939年9月初，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会上，绝大多数参政员联署提出声讨汪精卫的提案。我的提案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追拿汪逆诸汉奸归案法办。得到许多参政员的赞同，并签名联署提出。最后，大会通过决议，通电全国声讨汪逆兆铭及附逆诸汉奸，并否认其一切伪组织与行动，以彰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