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经济活动行政干预要少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对农村经济活动行政干预要少
记者最近在吉林省农村访问，发现不少地方对农村的经济活动行政干预太多，农民享受不到应有的经营自主权。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动，播种、铲趟、收割、秋翻、送粪等，上级都有指令性计划，卡时间，催进度。譬如，有的地方要求4月10日开始播种玉米，4月20日播完，晚播者罚款。化肥、农药、良种，不管要不要，一律按户摊销。甚至一户养多少只鸡、喂多少头猪，栽多少棵果树，乡或村都有明确规定，达不到标准，就罚款。
过多的行政干预，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干部承包（乡、村、户）责任制上。这种责任制的主要内容是，对农村的各项经济工作（包括人均收入），由县往下层层下达计划，多达一二十项，一直下到农户。干部的奖罚升降与所包单位的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挂钩。从实践看，这种干部承包责任制弊端不少。
一是承包指标实际是变相指令性计划，这样做，承担经济风险的有法人地位的承包户或联合体，没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有指令权的行政机关又不承担决策带来的经济风险。
二，在“奖罚”的指挥棒下，不少干部为了完成指标，多得奖，不大考虑实际经济效果。行政该管的没有管，或者管得很粗很松。如政策的贯彻和指导、统筹规划、人才培训、精神文明、组织协调、服务监督等，这些行政应该管的工作，因为不好下“硬指标”，结果成了“软任务”，没有认真管，而不该管的或者不该管死的，如下种、收割的时间，增产措施，以及每家养禽数、栽树数，却纳入考核范围，成了“硬任务”，管得又细又死。结果，事倍功半，群众不满。
三，作为干部工作成绩考核的一些经济指标，缺乏科学依据。例如规定一年内消灭无工业村、发展多少专业户，即属于此类。有的地方拼凑专业大户、强令银行贷款，跟这类考核指标不无关系。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虽然取得一项或几项工作成绩，却损害了全局。
这种行政干预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后果。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在行政过多的干预下，农民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自主”的权力。农民对这种状况是很不满意的。其次，某些行政机关指挥生产往往要求“齐步走”。一个电话会议，全县几十个乡、几百个村、几万个农户，就得在同一天下种，同一天播种完毕。这种一刀切式的行政干预，怎么会不形成“瞎指挥”的错误呢。第三，为了达到“令行禁止”，某些地方搞了许多罚款规定，强迫农民必须干什么和不干什么。这就使干群关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大家习惯于按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用行政办法搞微观调度。对于如何搞好宏观指导，包括信息传输、控制、协调，如何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推动经济运行，怎样抓好智力投资，提高承包农民的素质，等等，多数人只是刚刚接触到这些课题，经验不足。“催种催收”的工作方法一时难以改变。许多农村干部认为，“催种催收”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目前虽然不时行了，但暂时还离不开。
从一些地方的情况看来，要改变对农村具体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的状况，在新形势下对农村商品生产加强宏观指导，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尽快地分期分批地对农村干部进行轮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二，改革县以下行政管理体制，党政分开、政企分离，逐步建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把工作重点转到统筹、协调、监督和服务上来。
新华社记者 陈明星 范向群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