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禁烟代表历史的进步趋向——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林则徐禁烟代表历史的进步趋向
——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
苏双碧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始。那么，在鸦片战争中唱主角的林则徐该作如何评价？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半殖民地社会，它在中国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又该作如何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593页）这段话可以理解成两层意思：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二是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两层意思是辩证的，但首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构成了一幅血迹斑斑的图画。至于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同一篇文章中肯定地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有些论者在评价这段历史时，却强调了促使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一面，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瓦解，封建专制主义被破坏并不足惜。那么，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社会两者之间究竟作何选择，是独立的封建社会好呢？还是不独立的半殖民地社会好呢？我认为，这两种社会形态在近代中国，都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都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要把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作一比较，就要作具体分析了。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社会，加进了半资本主义的成份，无疑是一个进步。然而，把独立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却无论如何是个灾难。况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是互相勾结互为因果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闭关政策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又保住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统治。
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那时中国并不是非走半殖民地的道路不可。在当时如果清王朝不那么腐败，就有可能争取一个较好的结果。以我之见，当时中国历史的总趋向可以有三个：其一，按照中国社会经济自身的发展，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自明中叶到清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有较大的增长，尤其在东南沿海一带。鸦片战争前夕，广州佛山镇从事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五万人，产品需求紧迫的时候，工人就大量增加。尽管这些手工工场基本上还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但这并不重要，只要手工工场大量出现，自然经济就必然要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就必然要逐步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鸦片战争前夕，资本主义的潮流已经波及世界各主要国家。中国这个物产丰富的国家，早已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作主要冲击对象。早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叶，英国政府两次派使臣来华，英国政府在给使臣的训令中就明确说到：“中国是一古老国家，有它自己长久不断的独特的文化系统，可以说是地球上第一个神奇国家，因而组织这次旅行更显得有其必要。”（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页）在第二次派使臣的训令中更直言不讳地说：“考虑到与中国通商的重要性，因为它影响不列颠帝国人民的利益与安乐”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157页）。因此，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要不受外力影响而缓慢地按照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自身发展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其二，按照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和投降派的设想，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使中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国家。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两次派使臣到中国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之后，便决心用武力撞开中国的大门。十九世纪头四十年，在准备发动对华战争时，外国侵略者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大量向中国推销鸦片。这一着很灵，通过鸦片输入，从中国掠夺到大量的财富，同时又腐蚀了整个封建国家的官僚机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清王朝“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所以很明显，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页）由于中国一些官吏和鸦片利益发生联系，这就无形之中在封建国家的政权内培植了一批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有牵连的人物。这些人在鸦片战争中，实际上成了投降派的社会基础。投降派基本上是按侵略者的意旨办事的，他们只能在清、英两方的交涉中，起一些讨价还价的作用，比如开通商口岸开多少个，赔款赔多少。大的原则，即割地、赔款、开通商口岸，他们的态度和侵略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外国侵略者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准备用武力征服中国。英人胡夏米潜入中国窃取大量军事情报之后，向英外交大臣提出“直接用武力来对过去的损害取得补偿，对将来取得保障”（《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一分册第52页）。在这个建议之后，又附了一个具体的作战方案。随后，义律的秘密报告，以及义律在广东的军事挑衅，都是发动这次战争之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一个独立的中国来说，承受这个历史趋向是最为可悲的。但不幸的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不得不按照侵略者的意图，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但是，事物总是两方面的，当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时候，具有光辉历史的中华民族也从此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从林则徐首举反对侵略的大旗，到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都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历程。
其三，林则徐设想的历史趋向，即巩固国防、击退侵略者，和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正当贸易。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的思想主张之所以可贵，并不仅是他主张坚决禁烟和抗英，更重要的是他能看到资本主义世界比封建闭关的中国进步这一历史事实，并在鸦片和大炮声中，发现外国资本主义有可“师效”的一面，积极主张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历史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有作为的政治家，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愿望作出努力，来推动中国历史前进。林则徐当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一个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来，但他的思想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他的思想主张至少有三点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一是禁烟，二是抗英，三是睁眼看世界。前两点出于爱国主义思想，在一般士大夫阶层中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第三点则是他思想水平高出当时一般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地方。如上所述，在当时历史潮流下，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想要保持固守不变的地位已不可能。变有两种变法，一是侵略者用武力迫使你变；二是对原来的闭关政策进行调整，转而为开放政策，即在巩固国防的基础上，开门迎接世界资本主义的新潮流。他虽然没有或者根本没有想到封建专制的清王朝要彻底进行改造，但按照他的路子去走，却必然要促使封建政权性质逐步变更。
林则徐在广东超乎时人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努力向西方学习。对此，同时代的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一书中曾说过，“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由于长期实行闭关政策，清朝官吏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全然无知。林则徐深知这种无知会给禁烟和抗英带来危害，他如饥似渴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据记载，“当他在穿鼻港时，他指挥他的秘书、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的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的详情，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的后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都一一记录。”（《鸦片战争》第五册，第36页）当时在林则徐周围充当翻译的有华侨、引水、通事，以及在洋馆工作过的厨师、在洋人开设的医院里工作过的职员等。林则徐把这些懂英语的人不拘一格地搜罗在自己周围，以备咨询。也许有人会说，林则徐的这些作为，主要目的是为了和英人作斗争的。其实，除了为当时的斗争需要服务之外，还有“师夷长技”的一面。林则徐是一个实践家，他既然要“师夷长技”，首先就在“船坚炮利”上着想。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他先后密购西洋大铜炮及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此外他还设法购买外国船只，据柏纳德在《“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一书记载，大约在1840年3月，“中国人购买了英国商船‘甘米力治’号，想要把它改成一只兵船，并且建造一些奇异的小型的欧式双桅纵帆船，为的是，以某种新的或其它方法用来抵御英国兵船。”（见牟安世：《鸦片战争》第172页）汪仲洋的《安南战船说》一文曾作了这样的记载：“前两广制府林公到镇海，论及战船，检箧中绘存图式以授，计凡八种。”说明林则徐在“师夷长技”方面，是首开风气的。他购买先进武器和船只，目的是想学到“长技”，自己制造建立一支“船坚炮利”的海军。首先是学，学的目的是为了自强。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曾说，中国自强之道以魏源根据林则徐的实践总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怎样“师夷长技”？按冯桂芬的说法：“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显志堂稿》下）应该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林则徐不但认识学习西方的重要性，而且努力加以实践。他的思想境界远高出时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林则徐超乎时人的第二项主张，是支持和西方各国发展正常贸易。他一到广州，就严格地把正常贸易和鸦片走私区别开来。在《谕各国夷人呈交烟土稿》中，在严厉地命令各国鸦片贩子呈交鸦片的同时，特地指出，只要交出鸦片，并保证以后来船不再夹带鸦片，“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鸦片战争》第二册，第243页）。在虎门销烟之后，他又再次强调：“现在天朝禁绝鸦片，新例极严，不但尔等素不贩卖之人，永远不可夹带，更须传谕各国夷人，从此专作正经贸易，获利无穷”（《鸦片战争》第二册，第159页）。在川鼻、尖沙咀击败英侵略军的挑衅之后，他在一份奏折中特别指出，具结之后，如“查明并无鸦片，洵属良夷，不惟保护安全，且必倍加优待”（《鸦片战争》第二册，第190页）。
从这些一再声明，可以看出林则徐是积极提倡支持和外国商人建立正当的贸易关系的。他对“封关禁海”的主张，大不以为然。在九龙、川鼻两战之后，奉道光皇帝之命断绝和英商的贸易关系，此时，曾望颜又提出“封关禁海”。林则徐在《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中力陈封关之不妥，他指出：“缘广东民人，以海面为生者，尤倍于陆地，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鸦片战争》第二册，第200—202页）林则徐认为通商可以获利，他看到外国商人出海贸易获利甚厚，自然主张中国沿海居民也出海贸易，免致利薮尽落入外国商人手中。
根据上述，林则徐的思想是主张开放的，他不同于曾望颜，也不同于道光，更不同于琦善。道光、曾望颜认为和外国通商是“不成事体”，至于获利，道光更认为“区区税银，何足计论”（《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九）。琦善则完全丧失民族自信心，自然谈不上主张和外国商人发展正当贸易。可以设想，如果清王朝能支持林则徐，并按照林则徐的意向去做，在沿海加强戒备，派得力部将防守，并着力训练军队，侵略者的侵略意图就难于实现。外国侵略者的挑衅已经多年，林则徐到广东后才一年多，就把广东的防务建设得有条不紊，致使侵略者不敢轻易冒犯。在九龙、川鼻战役之后，林则徐意识到侵略者一定会报复而加强防守，设若道光皇帝是一个开明君主，他就应该在这两次战争之后，加强沿海防务，以抵御侵略军的报复。琦善在取得义律同意回广东谈判的允诺之后，他和道光都以为万事大吉了，下令尽撤包括广东在内的沿海设防，说明道光、琦善对外国侵略者的真正面目是不清楚的。撤防同样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心理的一种反映。他们的这种心理和所采取的措施，不仅完全打乱了林则徐的设想，而且使形势急转直下，宣告了林则徐禁烟的失败。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按林则徐的意图行事，把侵略军拒于中国大门之外，然后进行谈判，发展于双方有利的正当贸易，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潮流的冲击，封建的中国和资本主义各国往来多了，落后的社会形态必然要向先进的社会形态转化，即通过改革和维新来实现这种转化。这样，中国就能较快地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自强道路。所以，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思想和实践是代表了当时最进步的历史趋向，只是由于清王朝太腐败，林则徐所代表的进步的历史趋向，并不可能实现。但是，林则徐这种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却闪耀着时代的光辉，并为此后争取民族独立的先进的中国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不论是洪仁玕、冯桂芬、郑观应、容闳、还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他们所走的都是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目的都是为了发展我国独立的政治和经济。
在旧民主革命时期，林则徐的思想和实践，起了首举启导的作用。尽管鸦片战争失败了，林则徐在当时曾经争取的中国最美好的前景，由于清王朝腐败而没有走通，但这并不是林则徐的过错。先进人物最优秀的时代精神，往往是在他之后为后起的先进人物所继承。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使历史的发展同林则徐的愿望背道而驰。先进的中国人却重新举起林则徐的旗帜，继续为中国争取最美好的前景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因此，鸦片战争的失败，丝毫也不影响对林则徐在这个时期的光辉思想和行动作出历史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