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群众歌咏活动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抗战时期的群众歌咏活动
孙慎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作为当时的一个音乐工作者，想到抗战时期的群众歌咏活动对于鼓舞爱国热情的巨大作用，真值得我们回忆。
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了侵占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空前紧迫。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一个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与这一运动相配合，1935年起在上海掀起了一个以宣传抗日救亡为目的的群众歌咏运动，并且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大城市。广大的学生、职业青年、妇女、儿童参加了这一活动，各种歌咏团队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有如雨后春笋，他们以激越的歌声唱出抗日救亡的强烈要求。
上海的许多歌咏团队不单纯是学唱救亡歌曲的团体，他们还同时组织读书会、时事讨论会等活动，引导大家阅读进步书刊和关心时事。歌咏团常常又是“救国会”发动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中，总是伴随着他们嘹亮的救亡歌声，鼓舞着群众的斗志。很多同志是唱着救亡歌曲走向革命道路的。
歌咏团也争取各种机会用音乐会进行救亡宣传。如1936年为捐款援助绥远抗战，借上海总商会礼堂举行的“援绥音乐会”。这次音乐会也邀请了当时已有声望的郎毓秀、蔡绍亭等歌唱家参加演出，争取了更多的音乐家支持救亡歌咏活动。又如同年“民众歌咏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的突击式的千人大齐唱，由刘良模指挥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这样规模的齐唱，在当时是空前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公共演唱并不都能实现，常常受到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的阻挠和禁止。
歌咏团也争取机会到电台播唱。有一次我随业余合唱团到南京路沙逊大厦的一个电台去播唱，电台临时接到通知不让唱《救亡进行曲》，原因是歌词中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字句。我们研究后决定仍然照唱，但把“日本”二字按照当时报纸的办法改为“××”，即把这一句歌词唱成“打倒××帝国主义”播出，挫败了反动派的无理阻挠。
救亡歌咏运动在当时之所以能够迅速开展，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一批能够深刻反映群众心声、富有感染力而又易为群众学唱的具有新的风貌的群众歌曲已经产生，从而为歌咏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这就是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作曲家们创作的歌曲作品。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聂耳在歌曲创作上的重要贡献，他认为歌曲应该“为大众而呐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聂耳创造性地运用群众歌曲这一体裁并赋予强烈的民族的气质。他的歌曲不但写出了人民的苦难，也写出了人民对光明的渴望。由于聂耳的歌曲是代表群众的要求的，因之，他的作品一出现，就立即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和喜爱。聂耳不但为我国的群众歌曲这一体裁奠立了基础，开了一代乐风，而且也为救亡歌咏运动提供了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歌唱材料，推动了歌咏运动的开展。
在聂耳创作的影响和带动下，新的群众歌曲如《自由神》、《保卫马德里》、《中华民族不会亡》、《打回老家去》、《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国土》、《心头恨》、《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上起刺刀来》、《救亡进行曲》等等一大批作品相继出现。当时社会上正充斥着《毛毛雨》、《桃花江》一类靡靡之音，客观上起着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和麻醉人民斗志的作用，聂耳等的歌曲出现后，这些靡靡之音随之销声匿迹。对于庸俗和不健康的作品，要用高尚健康的作品加以取代，这是实践得出来的结论。救亡歌咏运动也得到许多进步刊物的支持，他们为发展群众歌曲提供园地。如《生活知识》月刊（沙千里、徐步主编）就在1936年出了《国防音乐特辑》，刊载了关于国防音乐的理论文章和一批新的群众歌曲，大家熟悉的《五月的鲜花》也是在《生活知识》上首先加以介绍的。
为了创作更多的救亡歌曲满足群众的需要，吕骥、孙师毅在1936年发起成立了词曲作者联谊会（也称歌曲作者协会），促进词曲作者的合作。许多著名的诗人和作曲家加入了联谊会。联谊会也曾邀请黄自参加，黄自表示不出面参加，但如有什么事要他做，他是愿意尽心的。词曲作者联谊会实际上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
另一个歌曲创作的团体就是“歌曲研究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作曲者，《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等歌曲就是在“歌曲研究会”的组织下创作出来的。
当时许多歌曲之所以一出来就得到普遍传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作者本人就是群众救亡运动中的一员，能够在作品中亲切地反映群众的思想感情，想群众之所想。
群众歌曲创作和群众歌咏运动是两个相互联系着的环节。表达人民心声的歌曲作品推动了歌咏运动的发展，而歌咏运动又使优秀歌曲得以推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今天，如何在具体的条件下吸取抗战时期音乐工作的经验，使音乐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为进行“四有”教育作出新的贡献，这是音乐工作者值得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