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下的余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轰炸下的余生
冯亦代
一过重庆的雾季，每次离开我的居处，便提心吊胆，生怕不知什么时候街上行人会突然高喊一声“挂球了”，我不知该向何处奔赴可以躲避的防空洞。“挂球”是日帝空袭重庆的警报标帜，一个球是预行警报，三个球便是敌机已进入了市区。
我到重庆是在1941年春初，那时听友人谈起1940年日寇的大轰炸，还有余悸；至于我则漠然处之，因为我还不知轰炸的深浅。然而雾季终于消散了，于是有一天我也尝到了轰炸的滋味。那一天我有事去北碚，车到李子坝时就遇到“挂球”，司机把车的速度加快，想离开市区越早越好。可是那天紧急警报也来得快，我们不得不下车躲在路旁的树荫里，匍匐在地上。接着便听见天崩地裂的两声巨响，整个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我以为这次必死无疑，想不到敌机早已横空而过。我睁开眼睛一看，发觉我匍匐的地方已非原处，却趴在马路的另一边了。巨大的气浪把我震离了原来的位子，我连忙再躲进树荫里。这一次的空袭警报很快就解除，我们惊魂稍定，也不想再去北碚了，便汽车掉头，回到城里。
这一天的被炸区在通远门七星岗一带，我经过这处时，蓦地里看见在城墙壁上贴着一个四肢残缺不全的尸体，身上的血还在一滴一滴地滴下来。
七星岗的被炸，在我看来已是人间惨剧，但是许多重庆人却说这一年的轰炸，比前一年减少好多，造成的损失也比前一年轻，前一年几乎夷平了重庆市。从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人看来，似乎轰炸也并不多，至少我在多次去北碚的道上，没有再碰上李子坝这样遭遇的重演。
但是日帝在轰炸重庆时变了手法，原来他的轰炸在白天，这一年却改成为黄昏与夜间了。大概日帝认为这是重庆市民最疏于防范的时候。一天晚间有人在都邮街广东酒家请客吃饭谈设立印刷厂的事情。为了应付可能的空袭，定在四时入席。四时快到，宾客尚未来齐时，街上人声鼎沸，高叫“挂球了”。主人说估计离紧急警报的时间至少还有一个多小时，大家早点吃完散；即使吃到半中间拉起了紧急警报，下面就是大隧道防空洞，可以走避。有人认为可以，我和另一位朋友说要吃不要命的事情我们不干，坚持要回到小什子自己机关的防空洞去。主人似乎有些不愉，说我不肯赏光，我说情况不妙，下次再说吧。这样我便连奔带跑回到小什子。我到达机关的防空洞口时，正好挂起两个红球。
这一次的警报时间来得特别长，从下午四时一直延到清晨二时。我在防空洞里是又饿又困又焦急，好容易警报解除，满想出洞找东西吃，想不到又拉起了紧急警报，这样一解除一紧急就闹了三四次。到了最后警报解除，我一到宿舍纳头便睡，一直睡到第二天近午。我一进办公室便见同事们正在议论纷纷，说昨晚的警报虽然轰炸不太厉害，可因为时间太久，大隧道里竟憋死了一二万人。情况是第一次警报刚解除，隧道里的人还没有走散，又来了第二次警报，愚蠢的宪警为了所谓维持秩序，竟将洞口的木栅门下了锁。警报来了二三次之后，洞里的空气愈见稀薄，许多人口渴得厉害，又出不去，只能用舌尖舐着石壁，吸点水珠，还有人则把自己的尿撒湿了手巾捂在口鼻间。等到警报最后解除，大家一拥而出，便把洞口堵死了。
我在好睡的时候，街道上正在运大隧道里憋死的尸体。但是等我起身后，从窗口望到街道上还是一列列卡车的尸体。事后据说那天从死尸手上捋下来的金戒指便盛满了三四个大脸盆，从腕上摘下的手表，连数都数不过来。这便是有名的重庆大隧道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大隧道惨案后我就患了急性肝炎，为了避免跑警报的麻烦，一位好心朋友把我接到南岸黄桷垭去养病。那里是从来没有轰炸过的地方，达官贵人们住在别墅里视为乐土，歌舞彻夜不休。但是这唯一的一次轰炸，也为我所遇到了。南岸有个大溶洞可以容纳几千人，那天一挂球，主人便促我速进溶洞走避，可是我的病体竟没有丝毫力气使我走几百步路，因此我让主人家的妇孺先走，我再慢慢捱过去。不料刚走到大厅门口，敌机就扔下了炸弹，一阵气浪把天花板上的灰土连同一盏吊灯全落在我头上，我也摔倒在地。事后才知道有枚炸弹落在离我不过五十码的地方，幸而是个空心炸弹，所以落下地时除了震动外，爆炸不起来。这对我来说真如二世为人。
这之后重庆就没有再遭到轰炸，也许敌人正在作太平洋进军的准备。总之，在所谓陪都的雾季降临后，有钱人又过上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太平”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