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西南联大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抗战中的西南联大
本报记者 刘时平
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在艰苦抗战的八年岁月里，在民主与科学传统的熏陶下，它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们积极投身拯救民族危亡的抗战大业。而“一二·一”学生运动，继承并发扬了“五·四”与“一二·九”的爱国传统，使西南联大在学运史上被誉为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值此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记者作为西南联大校友，专程前往昆明，访问了西南联大的校址和有关教授与校友。他们多数已两鬓斑白，但对西南联大的过去，仍念念不忘。
我访问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秘书组的负责人方靳同志，她给了我一份校友会出版的第一期《简报》，上载原联大校友、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写的一首《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七言诗，文曰：“卢沟事变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专篇。”读完这首感情洋溢的诗，不禁想起在抗战爆发后，平津相继沦陷，北大、清华与南开大学的师生，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在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倡导下，从北平到长沙，又辗转迁校到昆明的建校过程。
记者翻阅了梅贻琦校长抗战胜利后发表在《北平益世报》上的一段回忆，其中对联大的建校过程有如下叙述：“抗战开始时，三校负责人都在南京，商议联合起来，计划定在长沙，当地有圣经学院，同时清华在南岳正营造校舍，所以决定到长沙。……后来南京失陷，武汉告急，长沙不易久在，才另外找地方迁校。当我们选择地方时，并不是专以安全为原则。因为单纯为安全可以到西藏或喜马拉雅山。但是过份僻塞的地方，不是学校所在的目的地，到云南，是因为有滇越和滇缅两条路，交通便利，图书仪器容易运进来。不幸，太平洋战起，越南与缅甸相继沦陷，这时被圈在里面，无法通出去，安全又成问题，所以一部分又到叙永，政府曾经提醒我们注意，万一敌人攻云南时，要求再迁一安全之地。可是师生仍不愿离昆明，宁愿冒险，去叙永是作万一的准备，因为联系上发生困难，过一年，又搬回昆明。后来敌人几乎要攻到保山，贵阳一度告急，依然留在昆明，不打算逃难，幸而渡过去了”。
回忆1938年，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于“五·四”开学之时，正值武汉、广州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一二·九”运动中锻炼成长的流亡学生，有的奔赴前线，有的突破封锁，到延安抗大学习，有的从沦陷区纷纷来到联大复学，与新招收的同学，共同举起抗日大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主张，在“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原则下，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业务知识，争取获得好成绩，团结广大师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在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领导下，三校党员合并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并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骨干，团结了一些进步同学，组成了一个公开的合法的进步社团——群社。它在当时成为联大民主力量的强大据点，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大家以能成为群社一员为荣，社员最多时达二百多人，先后参加者达千余人。它在新校舍的大门前开辟了民主墙，出版过《群声》、《政治评论》、《腊月》、《冬青》、《热风》、《画刊》等壁报，举办了演讲会、辩论会和各种文艺讲习班，上演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还组织了社会科学学习小组，介绍革命理论和进步文艺。在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举办了夏令营、月光会、歌咏、体育比赛活动。当时，许多师生经常下乡和到军队中宣传抗日。有名的体育教师马约翰和牟作云先生，就是体育比赛的带头人。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先生经常披着蓬松的头发，穿着蓝布大褂，与学生同吃同住，不嫌茅草房的日晒雨淋，也不怕吃发了霉、又有耗子屎尿，并掺杂着土块碎石的平价米，和同学们同甘苦、共患难。当时，多数同学感到，这里的民主集会，自由歌声，现在都能给人注入不少活力，使人精神振奋。有的师生颇有感触地说：“只要在民主墙边停留一会儿，就立刻感到抗战的呼吸了。”
的确，只要提到联大同学在八年抗战中的艰苦好学，多少云南青年都赞叹不已。他们白天在日晒雨淋的茅草盖顶的教室里孜孜不倦，勤学苦练，入夜后就得挤在一间数十人睡的上下床铺着茅草的寝室里入眠。每当萤火般的灯光发亮时，他们也排队，但不是为了吃喝玩乐，而是在民主草坪的图书馆前排队抢借参考书。因为当时三校图书只运到一部分，粥少僧多，只能谁抢到谁先看。在最困难的时期，师生“典当已尽，告贷无门”时，只好搞“副业”，半工半读，到校外兼差或做家庭教师。据《清华大学校史稿》的统计：昆明三十余所中学，几乎都有联大师生兼课。学生都是单身汉，吃饱了就算。可怜的是穷教授拖家带口，往往提着买菜的篮子去上课，课后自己回家烧饭。住在乡下的教师，油灯点不起，只好提早睡觉。当时房租很贵，张奚若教授甚至因付不出房租而遭到房东的侮辱。教授们“始以积蓄补贴，继以典质接济”来维持生活。朱自清等教授只好忍痛卖掉自己心爱的书籍、碑帖。有的甚至摆地摊拍卖衣物换饭吃。著名的闻一多教授竟靠为人刻图章的收入补贴家用。
在春城，记者访问了原昆明师范学院副院长王云、党委副书记许琤同志，他们都是联大校友。他们深有所思地说：昆明师院是在抗战胜利后，为了培养云南师资，三校决定把原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后经云南省委与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现已扩建为云南省师范大学。当我走到层层高楼之间的花坛与草坪上时，不禁令人感慨万千。当年的茅草房都已变成高楼大厦，特别是重建的当年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图书馆，无论是建筑、设备或藏书，都可与当前全国高等院校的图书馆媲美。只有在“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前停步环顾，还可见到一栋铁皮房顶的简易平房作为陈列室，此处现已成为云南省历史文物保护的重点。
接着，他们领我参观了联大迁校时留下的那块气魄宏伟、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纪念碑。该碑至今历时四十年，几经沧桑，碑文尚清晰可见。碑文的正面系由冯友兰先生撰文，闻一多教授篆额，罗庸教授书丹，碑的背面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名单，由唐兰教授篆额，刘晋年教授书丹。碑文中提到至今让人难以忘怀的联大校歌。这首校歌目前仍在海内外校友中流传。每当校庆时，哪怕是八十高龄的老教授如陈岱孙等，都能引吭高歌，以寄怀念之情。其词曰：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志难折。多难隐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联大师生不仅在校勤学、勤业，而且在社会活动中也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当祖国需要时，他们便走出校门，踏上征途，为抗战献出自己的一切。记得皖南事变后，有一部分联大的地下党员、群社社员和进步同学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坚决贯彻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原则，在云南省以龙云为首的政府支持下，深入到滇军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记者为此专门访问了云南省政协负责人朱家璧同志。他虽年逾古稀，但记忆犹新。他还记得当时在他所属的滇军暂编十八师三营营部的联大同学开展的活动，如肖荻领导的“前锋剧团”和赵亚民领导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相继演出抗战话剧“海潮红”，并教官兵学唱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怒吼吧，黄河！》、《茶馆小调》等。同时，军人服务部还到驻在蒙自的滇军六十军曾泽生部队与驻建水暂编廿二师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至今，朱老还深有感触地说：正因为在抗战中滇军受到这些影响，后来在他领导下的“边纵”配合其他人民军队进行了抗日武装斗争，直到和平解放云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联大同学还纷纷报名参加远征军、青年军，并到美军中作译员，有的流血牺牲在战场上，有的后来随校复员回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