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玮君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悼念玮君同志
荒煤
一天上午为了寻找一份材料，从书架书柜的大大小小的信封和文件夹里翻来翻去，意外地发现了一封被遗忘的信。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编辑陈玮君同志去年10月15日重病休养期间写来的。
这封信我是准备回复的，却因为当时心情有些激动，没有写成。近两年来记忆力也越来越差，结果就被遗忘了。重读这封信，仍然觉得心情上有些压抑，但是下了决心，要在晚间好好给玮君同志写封慰问信，并向她道歉。
可是，没想到，下午五点多钟，我收到长影寄来《电影文学》第六期，随手翻阅一下文章，才知道玮君同志不久以前已经去世了。
这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是这么偶然，又这么突然，使我心情十分沉重，感到深深的内疚。玮君同志既不能接受我的道歉和慰问，我也无法原宥自己！这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总仿佛看到玮君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的瘦削苍黄的脸儿，用微笑的眼光注视着我，说道：“我这人是个劳碌命，我不会静养……”。可是她终于永远休息了。
玮君同志和我并不熟悉，只是前年她积极向我推荐张锲同志的小说《省委书记》，邀请张锲同志和我会谈怎样改编电影的几次接触中，给我很深的印象：她熟悉业务，对作品有自己明确的意见，性格开朗，尽管身体瘦弱，争论起问题来，语言和笑声却是高昂的。她是一个真正热爱自己事业，甘当无名英雄的编辑同志。我喜欢这样的同志，所以可以说是一见如故。
电影文学编辑工作者，确实可以称之为无名英雄。过去银幕上还没有编辑的名字，现在虽然有了，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艰辛和甘苦？
他们大都是一些低薪的知识分子，有相当的文学修养，还比较熟悉业务，他们经常到各地奔波组稿，热情而耐心地向作家提出希望和要求。总之，一个文学剧本终于投入拍摄到影片完成，编辑同志确实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劳动，但是得到的报酬却很低。
玮君同志有一次谈到编辑的辛勤劳动和困难，还爽朗地对我笑道：“你还不知道，女编辑还流了不少眼泪呢！”虽然不少作家把编辑当作朋友，也确有些编辑受到冷落、轻视；甚至意见不相合会发生争吵。更有甚者，在我们社会上封建思想相当顽强，一位女编辑和男作家交往多了，就不免有些流言蜚语。同时，女同志长期奔波在外，没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也难免在家庭中发生些矛盾……。这位自称为性格倔强乐观的玮君同志，一边讲，一边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倒真让我了解到一位女编辑特殊困难的一些情况：一部成功的剧本里闪耀着女编辑们多少感情的泪光啊！
她作了责任编辑，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月亮湾的笑声》（听说，这个剧本是两位青年作家写的，经过她热情的扶植，剧本有了提高）、《最后的选择》、《赤壁之战》几部优秀作品的组稿和编辑工作，短短几年内，为电影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她得了不治之症。去年6月因患溃疡性直肠腺癌，作了切除手术。10月15日，她就来信给我要求工作：
“……目前，我在一个乡下亲戚处休养，我看到了报纸上的广告，上影画报有您谈《赤壁之战》的文章，并有谢晋自己的文章，作为这个剧本的编辑，我多么渴望马上看到您和谢晋的文章。就在国庆节前夕，我在病中看了梁信的这一稿，和1983年8月发表的一稿两相对照，我觉得有了很大的突破……由于我开刀还不满三个月，脚下无力，不能到处去征求领导和专家们的意见，我就只能凭我个人的感受，完全闭门造车的写了送审报告，我一直在为这份报告惶恐不安，不知写得怎样”……”
然后她讲了使我特别感动的一种心情：
“我现在我的一个朋友处，是常州的乡下，很清静，但我感到太冷静了，想到我自己不能再工作很多年了，我渴望早日投入工作，但现在四处奔波去组稿还太早，因此我想你那里常常有许多看不完的稿件，要是您认为某些剧本有希望，但还要大改的，可以转给我来扶植；或者您看不完或来不及看的剧本，我可以帮您看看……我这个人是劳碌命，我不会静养，静养反而难受，觉得非常空虚。……文学部有群众来稿，但我不想去看，因为看那些稿子，看一本是有一份钱的，我怕别人误会，病中还要去抢拿这份钱。我完全不是为了钱，或者说我有点职业瘾头，我对扶植新的作者也特别有兴趣。”
这个“职业瘾头”——对扶植新人的“特别有兴趣”，这句朴素简单的话，充分地说明了在玮君同志美好的心灵中，蕴藏着一份多么难能可贵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情操啊！
我还能说什么呢？尽管我含着眼泪反复重读这封信，有无限的内疚和感受，我也无法让玮君听我这个老人的叙叨了。
我只希望，我要珍藏玮君的信，作为永久的纪念，向她学习，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要丧失扶植新人特别有兴趣的职业瘾头！
我的工作时间也不长了，我祝愿有更多的年青的编辑同志来发扬玮君同志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我愿以此共勉并告慰玮君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