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窗之前说达夫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晨窗之前说达夫
杨义
记不清是谁说的了，谈论一个历史人物最好处于不近不远的时间距离。太远了，会音影模糊；太近了，缺乏历史的沉淀，难免人事和情感的纠葛。郁达夫离开人世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在晨窗之前回忆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回忆这位在风雨之中哀呼奋行的“五四”文学巨匠，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时间距离了。1945年8月29日晚，他在南洋的一个小市镇失踪，9月17日遭日本宪兵杀害。他的海外蒙难成了震动中国文坛的要闻。与他同垒战斗过的郭沫若说：“郁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倘若他未遭横死，欣逢人民在血与火中胜利进军的时代，这位真情男儿或许会学鲁迅“刀丛觅诗”，或许会步闻一多“拍案而起”。但是他未能，他的一生只是一篇真切哀婉的诗史。
作为一个人，郁达夫是时代悲剧的主角。但是作为一个天才作家，他不失为觉醒的民族革故鼎新的英雄。1921年6月，在他的东京寓所宣告成立的创造社，给略显岑寂的“五四”新文坛带来了强大的活力。同年秋，他返沪接替郭沫若主编《创造季刊》创刊号，并梓行了他的第一部、也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小说集《沉沦》。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它无情地轰击了封建礼教这座禁锢人性的巴士底监狱。它把一个弱国子民的七情六欲受压抑的情形公之于世，使小说以矫枉过正的方式突破了世代沿袭的儒教伦理禁区。它以一个无家可归的漂泊灵魂，呼出了渴慕祖国富强的声音，凄楚动人。以后郁达夫又写了《茫茫夜》、《茑萝行》等五十余篇小说，多带自叙传性质，对于我国封建史家多撰帝王将相家谱，鲜见作家真诚的自传这种偏枯情形而言，也是几无前人的壮举。他抒写了“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穷困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烦恼，录下了某种在社会上寻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知识青年的“心史”，诅咒弄权的要人和弄钱的富人，在《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等作品中对同受压迫的“神圣劳工”寄予难能可贵的深挚同情。郁达夫小说虽然带有时代病态，但总能以真情动人，哀苦中不失天真，沉沦中也含憧憬，随意着墨处自有逼人的才气。中国小说的名家巨匠可谓多矣，但我们能从其作品中窥见活生生的作家本人的，郁达夫要算屈指可数的几人之一。尽管他告诫我们，不要简单地把他的小说当《五柳先生传》来读，但依然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他悲戚的面容，看到他那颗在地狱的烈焰中备受煎熬的痉挛颤动的心。甚至我们觉得他还穿着香港布“洋”服，和癞头上戴着毡帽的阿Q、曲尺形柜台外穿破旧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拄着下端开裂的长竹竿的祥林嫂一道，行走到曲曲折折的文学长廊上。他的小说不愧是“五四”时期最强烈的个性解放的宣言书。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可是说实在的，他那支自由脱俗且富有情韵的笔更适于写散文和诗。他的小说也是“散文的”、“诗的”，宛若一首首抑扬顿挫的独奏曲或回肠荡气的咏叹调。“五四”时代是短篇小说的世界，郁达夫以其真率和才情，足以风靡一时，成为受众多文学青年师法的名家，鲁迅之外无出于郁达夫之右者。他推进小说散文化和诗化，对于革新以故事情节作为主干的古典小说而言，是功垂竹帛的。三十年代是长篇小说的世界，郁达夫式缺乏建筑学般结构的小说不仅情调有亏，而且份量不足了。可贵的是，郁达夫能够“因性以练才”，转而多写小品随笔，他三十年代记游抒怀散文的名气颇有压倒小说之势。他以清婉淡远的文字，写尽了我国以浙闽为中心的东南半壁的湖山景致，幽静灵秀的奇岩飞瀑，岑寂淡漠的江畔农舍，粘上感伤旅人衣衫的迷蒙月色，唤回陶醉于溪涧的游子灵魂的清脆鹰鸣。一部《屐痕处处》，流动着古代文人山水画的笔情墨韵，表现出对自然美的卓越的感受和描摹能力。《钓台的春昼》即便与古典散文名篇相比，也毫不逊色，富春江、子陵祠的山光水色，写来意境深邃；抨击时事，愤激处不失潇洒。在他的小说中，我们感到人与恶浊社会的疏离，不时透出世纪末的风味；但在他的散文中，我们感到了人与清新的自然的融洽，绝无世纪末人与自然对立的病态，颇有一点早期浪漫主义“皈依自然”的情致。
“与其称他作小说家，还不如称他作诗人的好”，郁达夫如此谈论《茵梦湖》的作者施托姆。其实，郁达夫本人的小说有诗，散文是诗，他自称旧诗于他“性情最适宜”。“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这是作家的自述。“他的旧诗词比他的新小说更好。”这是一代诗豪郭沫若对他的论定。郁达夫的文学生涯，以旧体诗起步，又以旧体诗绝笔。他对旧体诗造诣很深，平生所好是李白的飘逸，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的“晚唐风度”，吴梅村的沉著深婉，龚自珍的清奇通脱，尤其是黄仲则的沉痛辛酸。他所遗旧体诗词四百余首，为时代、尤其是为自己作了忠实的记录，清丽凄婉，韵味醰然。《自述诗》、《毁家诗纪》、《乱离杂诗》均可作为自传性的诗史来读，而且要理解郁达夫的人是不可不读的。现代文学名人的旧体诗成就，鲁迅而外，郁达夫是值得注意的一人。这就难怪，尽管郁达夫留日期间读过俄德英日法的小说一千部左右，是早期作家读外国作品最多的一人，但他的作品依然令人感到愈来愈浓的民族气质。中外文学的双重深厚的修养，玉成了郁达夫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不朽业绩。
郁达夫不折不扣地属于“五四”时代。当三十年代社会思潮进一步发展和深入之时，他有所徘徊。他曾经列名为“左联”的发起人，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又举家移居杭州，象中古名士一般寄情山水。这种思想情调在抗日战争中获得血与火的淬砺，大为改变了。他于1938年底携眷赴南洋，从事海外抗日文化工作。他写了大量战斗性的政论、文评和杂感，严正开朗，正义之气和爱国之情萦绕笔端，早期文学中的感伤情调和中年行事中的名士作派已经荡然如洗了。新加坡沦陷后，他曾在苏门答腊与日本宪兵部苦心周旋，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印尼群众和华侨。不幸因民族败类告密，在人民欢庆抗战胜利之秋，在离祖国千里之遥的岛国荒野上祭了法西斯分子最后一挥的屠刀。他以血铸成了慷慨苍凉的绝唱：“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他以血凝成了一个维系着民族命运的希望：“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
一代俊才郁达夫无踪无影地倒在烟波浩淼的海天之间已经四十年了。他在东瀛拉开文学历程的帷幕，在南洋闭上人生历程的帷幕。他是带着中国人高贵的血和苦味的泪走向世界，在碧海苍天之间谱写人格与文章的，他的真诚和才华将与碧海苍天长存。眼前一窗晨色，也是饱尝故都秋味的郁达夫所憧憬的吧，但他历尽坎坷之后，慷慨地把它留下了。不珍惜这窗前晨色，我们是愧谈达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