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西曼教授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怀念张西曼教授
于伶
1930年，我曾是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政治经济系的学生。张西曼先生是我们的教授之一。
记得当时教俄文的，以及稍后在课堂上用俄语读“政治经济学”及“苏联宪法”等教材讲义的老师先后有六、七位。其中也有苏联籍的教师。张西曼教授上课时，声如洪钟，热情充沛，慷慨激昂，深得同学们好感。“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对于反动政府的对敌“不抵抗主义”，对内残酷镇压广大学生与人民的反日、爱国、救亡运动等反动措施，表示深恶痛绝。进步的同学们从当时侯外庐等几位进步教授处得知，张教授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第二次回国后，曾与李大钊同志等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介绍苏联文物制度；老同盟会员，而且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建议者之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痛心疾首之余，专事教育，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当初我曾在景山书店买到过他从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编辑出版的《新俄罗斯读本》与《中等俄文典》。是我开始学习时的有益的补充读物。
1936年10月上旬，张西曼教授从南京来到上海，辗转找到了我。当时，他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他利用这个招牌，积极参加人民民主运动，南京进步人士、文化界、妇女界、学生界等救国会的筹备与成立，他都给予积极的同情与支持。这次来上海是为了筹备成立上海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已经和徐悲鸿等著名人士合作创立了中苏文协。他是实际负责人，协会的总干事。他要我陪着去见当时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先生，商谈请黎出任上海中苏文协的会长，因为黎系孙科“太子派”中的开明学者。黎应允了。在一家戏院里开了成立大会。我因顾虑到自己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以后的地下党活动的身份面目，不曾参加协会的公开工作，只是陪着他跟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人接洽，跟一些有关作家联系，编辑《纪念普希金文集》。好多同仁翻译了普希金的部分诗、剧、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开本的厚厚一大本。原矗立在上海汾阳路口小广场上的普希金铜像，也就是这时候由上海俄侨协会建立起来的。到了上海沦为“孤岛”时期，被日本占领军拆毁搜括以去，铸造了杀人武器。
在这期间的一个下午，我和西曼教授同到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去看“全国木刻展览会筹备处”的“第二回木刻展览会”。一走进展览大厅，就看见鲁迅先生在几位青年木刻同志簇拥下，兴致勃勃地看着低声谈着。我正思索着在这种场合这样情况下，是否上前去打扰鲁迅先生？张教授却已奔上前去跟先生打招呼、问好，转身来介绍我了。我对先生鞠了躬。先生对张教授低低说了声：认识，认识的。
鲁迅身旁的陈烟桥连忙挨近我身边，警惕地小声问我：这位是谁？我也小声说：张，从前北大的俄文教授。烟桥这才放了心。而我倒不能放心了：因知西曼教授这人爽直热情，性好讲话，嗓门特高，常是一个劲地说个没完。大概他俩多年没见了，此刻显得非常兴奋。我担心他会拉着先生大谈“中苏友协”与“普希金”等等。那末这大庭广众间，人员情况复杂，怕会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安，对先生的安全也可能不利。我急忙对烟桥说：领先生去休息吧，同时又作了个暗示。他懂了，急忙与别的同志一齐稍带勉强地扶着鲁迅先生进入后一小间里去休息了。我与张教授继续看完了展览会。
这次鲁迅与西曼教授偶然的会面，是他们间的最后一次见面。也竟是我见到鲁迅先生的最后一次。十几天之后，鲁迅就“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了。
1948年12月，张先生在南京已经不能公开立足，他悄悄来到香港，找党组织设法进解放区去。潘汉年同志要我陪同去见他，了解具体情况，商量安排。西曼教授表示要带领留在南京的家眷同奔光明之地。汉年同志给他作了带家眷、走陆路的安排。这时，经中共南方局廖承志、潘汉年等同志的妥善安排，已经有各民主党派的著名领袖、民主人士、科、教、文化文艺界的名流学者三百五十多人，从海上安全送进解放区了。几天之后，汉年在叶以群家中设宴为张西曼教授等走陆路的一行五人饯行。同行有上海时的老“左联”、抗战开始以来一直在张发奎战区任秘书，暗中领导几个抗战演剧队秘密党组织的小说家与散文家何家槐同志和夫人等。回广州，由党的交通员领到汉口，等张教授到南京接了家眷，会同过长江，进入中原解放区去。
1949年3月，当我从上海来到解放了的北平时，听说西曼教授欢天喜地到民主的东北老区参观访问去了。4月，百万雄师渡长江，我参加了南下工作队回上海，没能等到看见张教授一面。
今年7月10日，肺癌夺去了我们尊敬的西曼诺夫的雄心、壮志与生命！哀哉！他的病床遗诗云：“四十年革命为人民，绝未投机背此心”！
今年是他的九十岁诞辰，因书回忆所及，敬表怀念之微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