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浩气留人间——深切悼念刘俊秀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一身浩气留人间
　　——深切悼念刘俊秀同志
白栋材
俊秀同志与我们永别了，我的心情格外悲痛。在他八十二年的生涯中，有整整四十年，我是和他在一起工作，一起相处的。这四十个春秋，有烽火漫天的艰难岁月，有生命攸关的严峻时刻，有胜利之后的欢欣喜悦，也有颠倒是非的人间动乱。但不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他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他忠心耿耿，铁骨铮铮，一身正气，肝胆照人，不愧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每当想起他的这些优秀品德，便更加增添了我对他的无限思念。
我和俊秀同志开始在一起工作时是1945年。当时，抗日战争刚取得胜利，蒋介石妄想侵吞全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调兵遣将，企图抢占东北这块战略要地。在这严峻的时刻，我们遵照党中央的命令，分别日夜兼程，赶赴吉林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当时吉林省委书记是张启龙，俊秀同志任民运部长，我任组织部长。由于日寇多年的残酷镇压和法西斯统治，我们党在吉林群众中的基础比较薄弱，加上土匪到处出没，汉奸势力猖獗，开展工作相当困难。但是，俊秀同志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哪里危险最大、困难最多，他就到那里去开展工作。他亲自带了一个工作队，到永吉县官马山乡抓点。在经常遭到土匪袭击的险恶环境里，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他带领同志们东奔西走，夜以继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把这里的局面打开后，接着又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在以后几十年的日子里，他都保持着这样一个特色：不管环境如何艰苦，任务多么繁重，他从不叫一个“难”字。在吉林工作是这样，到江西工作也是这样，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也总是那样信心百倍，那样生气勃勃。他真是一个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人，一个十分坚强的人。
俊秀同志之所以有如此坚强的性格和战胜困难的恢弘气概，是因为他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他从1927年入党的那一天起，就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这几个大字牢牢地记在心上。在瑞金的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学里，他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更加“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人生观”。正因为他对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党、我们的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才屡屡履危难而弥坚，临大敌而愈勇，威武不屈，坚贞不渝。他曾亲口给我讲过他在西路军时的一段生死经历。那是1936年，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不死，私自命令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西征。西路军遇到马步芳、马步青等十几万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围追堵截，俊秀同志被派到一支三百五十多人的游击支队任副政委兼总支书记，钻进祁连山里打游击。这可是一次非常严峻的生死考验啊！敌人骑兵反复拉网追剿，冰天雪地，弹尽粮绝。有人悲观了，有人动摇了，也有的中途开了小差，当了叛徒，但俊秀同志坚信一条：革命一定成功。就是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由于敌人的多次追击，很多同志牺牲了，被打散了，最后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对革命发生丝毫的动摇，他沿路汇合了几名被打散的同志，一次又一次地与匪军、叛徒展开生死搏斗，一次又一次地征服了饥饿、疲乏、冰雪所带来的困难，冒雪宿草地，忍饥挨饿，昼伏夜行，整整三个月，靠两条腿走过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等五个省城，来回行程一万二千里，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在这样一般人所料想不到的、也难以经受住的生死考验面前，俊秀同志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胆忠心，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大智大勇。如果没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在支配着他，那是很难想象的。
俊秀同志刻苦好学、不断进取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他出身贫苦，学过裁缝，当过长工，放过木排，仅靠给村塾先生砍了四十五担柴火，读了四十五天的书。这样微薄的文化基础，给他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弥补了这一不足。在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学高级班学习时，别人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唯独他只有一个半月的学历，他硬是靠自己聚精会神的听讲，多识强记，孜孜不倦，顽强拚搏，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成绩，提前毕业。平时他阅读党的文件，都是熟读熟记，逐字领会，一丝不苟。我看过他读过的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问题》，画满了圈圈点点，写了许多眉批。党的十二大文件，他有的反复阅读了十多遍。他既注意向书本学习，也注意向实践学习，学而深思，学以致用，不唯上，不唯书。在江西工作的三十多年中，他大半时间主管农业，一年有半年左右在下面搞调查研究，全省每个县他都跑遍了，写下了八十二个县的调查材料。他熟悉农业，了解农村，与农民心心相印，对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下乡搞调查研究时，他看到农民挑大粪肥田，便要亲自看一看，闻一闻，检查大粪是浓了还是稀了？是否发酵了？各种水稻品种，一穗结多少谷粒？一斤不同品种的米，能出多少饭？一头牛一天能拉多少粪？他都调查得一清二楚，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大量调查，他写下了几十篇关于农业生产的总结、报告和文章，其中不少有独到的见解。由于他忘我的工作，几十年来，他对发展江西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发展江西的农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曾称赞他是“农业专家”。他谦虚地说：“专家不敢当，算个专行吧！”特别值得赞誉的是，俊秀同志到了古稀之年，仍不顾身体多病，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撰写革命回忆录，关心江西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在病重期间，他还亲自参加柘林水电站竣工典礼，密切关注全省的棉花生产和其它建设。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孺子牛”精神，十分令人钦佩。
俊秀同志的高贵品质还突出地表现在光明磊落，公道正派。他最厌恶的是搞阴谋诡计的人，他有话就讲，讲在明处，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不唯亲，不唯派，对同志披肝沥胆，以诚相待。当有的同志受到冤屈和打击时，他从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而是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当有的同志犯了错误时，他从不疏远，而是怀着深厚的感情，更加诚挚待人，热情相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别人走运的时候，我不嫉妒，也不‘巴结’；别人倒霉了，我不但不会去踩一脚，还要去扶一把。”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是很多的。1947年在吉林省委工作时，因为一些问题在省委内部引起了争论，我是被错误批判的一个，省委决定要我到延吉县去担任一个相当于区委书记的职务，后来又要我带二十几位同志去桦甸县搞土改。当时俊秀同志是敦化地委书记，我路过敦化时，心情很沉重，俊秀同志不仅没有冷淡我，反而更加热情相待，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使我深深感受到革命同志之间的温暖。到江西后，我们长期在一起工作，有时为了工作也会发生争执，但争执过后谁也不会计较。我和俊秀同志不仅可以谈心，而且可以交心，是难得的知己。别的同志受到委屈，遇到困难，俊秀同志伸出温暖的手；而当俊秀同志自己受到委屈、遭受打击时，他又能宽以待人。在江西工作时，五十年代初期，曾有一名地委负责同志受到错误处理，俊秀同志也受到牵连，但俊秀同志甘受委屈，坚信会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后来，问题查清了，证明俊秀同志是无辜的。有关同志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后，他们在工作中又一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俊秀同志就是这样，胸怀豁达，心底无私，不愧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对于错误路线、错误的领导，俊秀同志敢于申述己见，也敢于抵制，坚持独立思考，从不趋炎附势，搞政治投机。1936年7月，俊秀同志从红二方面军调到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张国焘派人送来分裂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两个文件，妄图进行欺骗宣传。俊秀同志看后，当时就把这两份文件撕碎点火烧掉了。这件事发生后，一连串的打击、迫害落到了俊秀同志头上，先是把他从政权科科长降到干事，然后又把他调到连队当兵，但俊秀同志不屈不挠。他说，就是把我调去当伙夫、马夫，我也要反对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俊秀同志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淫威，不畏强暴，坚持斗争。1966年秋，武斗风盛行，当时省委给毛主席、党中央发了电报，认为有人提出戴高帽、挂黑牌等非法行为“既不是文斗、也不是武斗的说法是不对的，是折中主义”。康生在电话里气势汹汹地质问俊秀同志，骂他“思想顽固”，俊秀同志据理相争。康生蛮横地说：“我不跟你讲了。”俊秀同志针锋相对地说：“不跟我讲就拉倒！”在“文革”期间，他虽然受到残酷迫害和严重摧残，但始终无私无畏，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俊秀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浮现在我们眼前，他给后人留下了革命的榜样和宝贵的财富。昭昭英灵长相忆，一身浩气留人间。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宣传俊秀同志的优秀品质，以此作为对俊秀同志的最好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