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谜》序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中国文化之谜》序
　　王元化
最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重新恢复了中断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化研究。本书就是填补这一长期空白点的成果之一。本书所探讨的范围，仅限于中国文化的一些史实的说明。研究中国文化当然首先要掌握充分的材料，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大量史料加以识别、考订和诠释。本书的着眼点即在此。不必讳言，它并没有通过我国文化史的现象考查去探索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上升到理论，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我并没有求全责备的意思。每部书都有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针对性，因此同时也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不能要求它面面俱到。我只是想趁此机会谈谈我对我国文化传统的一些感想。
最近几年来，中外学者都十分关注中国民族文化传统问题。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很少被涉及，给予应有的注意。我认为民族文化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它在各历史阶段呈现了不同形态，这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同中有异的方面，也就是变的方面。但是从这些在各历史阶段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形态中，又可以发现其异中有同的方面，也就是常的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仿照马克思剖析人性问题时的做法，把民族性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族的一般本性，另方面则是这一般本性在各历史时期所呈现的不同形态。倘作更进一步分析，那就是这一般本性虽然较之后者具有更牢固的稳定性和更恒久的持续性，但它也有自己合逻辑的发展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它的内在结构将会改变原有的组合，增加新成份，淘汰旧成份。我并不认为民族文化传统只包括这个民族具有进步意义的精神要素，它也有落后的方面，甚至不好的方面。因此，到了一定时期，革新派就会出来突破传统，改造传统。最近几年来，我们重新讨论了鲁迅对民族性或国民性的研究，这很有助于我们从事民族文化传统的探索。我认为每一民族文化的特征并不简单地表现在它的形式上。四十年代初我国进行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那些看法多半有些片面。因为在民族文化传统中凝聚着这一民族的创造力的特性，蕴含着这一民族的心理素质及其由于长期习惯所形成的抒情与思维的特定方式。上世纪西方一些著名思想家曾认为东方哲学只承认自在的本体是真实的，和本体对立的个体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和本体合一时才有真正的价值；因此东方哲学大抵强调同一性，而西方哲学则强调特殊性。他们又认为中国民族是一个重实际的民族，因此从古代起，中国的军事学就很发达。诸如此类说法我未深究，但我觉得倘要探讨我国的民族性，及其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就有仔细研究的必要。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泰纳、勃兰兑斯、谢莱尔为代表的文化历史派受到孔德实证主义影响，把力学、生物学、社会学混在一起，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民族文化的三个最根本的因素，并且断言种族因素中的天赋、情欲、本能、直观等是决定一切的永恒冲动。虽然，迄今仍有人在重复类似观点，需要我们重新加以评价。但我认为，我们不必为它所拘囿，我们应该摆脱依傍，总结前人经验，联系实际，创造性地解决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构成及其依据的问题。
最近有几位我所尊敬的学者以儒学作为我国文化传统的内容。他们也论述了儒学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具有两千多年历史并且影响深远的儒学，渗入我国民族文化传统，成为其中的构成要素，这固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倘仅仅以儒学来涵盖我国民族文化传统，那未免太偏颇。且不说在民俗学方面的神话、格言、传说、口头文学等，就以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来说，凡传世而影响较大者莫不渗入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而且它们之间经过了既排斥又吸取既冲突又调和的长期过程，相互交融在一起。这样，就不能在谈到中国文化传统时独标儒学。这无异把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因素简化为单因素。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来思潮移植中土，经过吸收融化之后，也渗入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在中世纪明显的例子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当时佛法东来，儒学寝微，玄佛并用之风日炽。这一现象怎样来解释？能说这三百多年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突然中断了么？至于五四时期则更说明问题，这时移植进来的西方思潮，从进化论直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皆备于儒，为我国传统文化所固有。它们是中国文化中占有优势的新因素，而且已经渗入到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去，使它形成了一种新的组合。
在探讨上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总结我国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或文化移植的经验。看样子，移植文化倘要渗入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要和固有文化有一个融化过程。融化的结果使原来的民族文化传统有所改变，也使移植过来的文化有所改变。从汉季开始输入的佛学就是一个例子。经过长期融化过程之后，一方面我国民族文化传统增加了佛学的新成份，出现了影响巨大的新宗教（佛教）。学术上越来越不能超脱佛学的影响，我们可以说读隋唐以后的文学如果眜于佛学就如读西欧文学不懂基督教义一样难以胜任，甚至就在今天我国通用的语言中也可以发现佛学留下来的痕迹。另方面传入中国的佛学本身也形成了汉化趋势。佛典的传译经初期的汉化到后来的忠实移译渐趋完善，而讲解经论的经师论师理解日精，于是融会印度的学说，自立门户，形成了各个宗派。这些宗派，带有中国的特点，学人曾称其中影响巨大的天台宗和禅宗为“纯粹之中国佛教”。汉化佛教与佛教本来面目已发生了差距，如至今尚在民间流行的杂有鬼魂信仰的轮回观念就与印度佛教的轮回说有较大的分歧。总之，经过中外文化交流的融化过程，移植文化和固有文化都会发生一定变化，更进一步去探讨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带来怎样的后果？我觉得都是饶有兴趣的问题。这也是以阐释中国文化史实为己任的本书今后几辑可以去做的工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用教条主义的办法把外国文化生搬硬套地移植到我们固有的文化土壤上来，固然是不足为训的；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为了富国强兵，被动地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在引进西学时所强调的中体西用的原则，却给我们带来了足够的教训。鲁迅先生早就指出中体西用的实质不过是“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能从这里总结经验教训，如果我们不能由此更认真更深入地去探讨如何吸收融化移植文化并形成中国的特色，我们就不能很好地解决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任务，也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挑战，让我们勇敢地拾起这个挑战所丢下的手套吧。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