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上）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上）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其骨干力量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先后成立于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1936年10月和抗日烽火熊熊燃起的1937年8月。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的产物。它们在名义上是当时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组织和部队，而实际上是由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组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
1935年8月，我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在全国得到广泛响应和普遍拥护。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我国，策动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并胁迫阎锡山带头实行。阎感到他在山西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同时，蒋介石在暗中策划河东道独立，指令其当初增援山西的五个师在东征红军撤回陕北后继续驻扎在晋南不走，企图分裂和控制山西，阎蒋矛盾日趋尖锐化。红军的东征极大地扩展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各地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势不可当。阎锡山以及他的旧军和各种组织在山西广大群众的心目中更加声名扫地。阎锡山正处在重重矛盾之中，想极力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1936年5月，毛泽东主席捎信给阎锡山，倡议联合抗日。不久，阎要求我党派代表前去面谈，党中央遂相继派彭雪枫、周小舟到太原向阎锡山阐述我党的主张。阎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在我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连阎锡山核心组织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内部也发生了有利于抗日救亡的分化。这时，阎锡山构思了一个“新”策略，即：采取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但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语言”；用一些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他们要以山西的抗日进步分子面目、而不是以共产党代表或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但又要打着山西的旗号。他企图用这种办法扩充实力，以应付时局危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1936年秋，他成立新的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的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并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回山西，当薄一波拒绝之后，阎又打电报再次敦请“共策保晋大业”。为了促进山西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在动摇中的阎锡山真正走向进步，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五同志，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专作公开工作，不与中共山西省临时工委发生横的联系，对外不公开）。他们于1936年10月抵晋后，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三条具体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最初是由当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等倡议，经阎锡山批准，于1936年9月组织的。但甫经成立，即告停顿。经薄一波等接手后，重组领导机构，本着“站稳脚跟、抓住实权”的方针，反对关门主义，谨慎地运用阎锡山提出的或他能够接受的进步口号和工作方式，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使牺盟会的工作顺利展开。抗战开始后，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进入山西，当形势发展有利于我们大胆前进时，则强调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打破阎锡山的某些框框的束缚，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因而取得了重大成绩。
牺盟工作一开始就着眼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1936年12月，开办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一千六百多名学员经集训后，派到全省各县，向各阶层群众广泛宣传国难当头，抗日救亡刻不容缓。当时正值绥东抗战胜利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群情高涨，同仇敌忾，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发展了六十多万名牺盟会员，并动员一万六千多名知识青年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接受政治、军事训练。同时，加强了城市群众的发动工作，组织了以青年学生和工人为主体的抗日救亡先锋队，并且在太原市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有力地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影响。1937年6月，向全省各县派出了一百八十多名牺盟特派员，通过他们由上而下地建立起各县牺盟领导机关和牺盟组织。这些特派员还运用合法权力，进行监督政府、参加政府和组织人民武装的活动。1937年9月，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在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工、农、青、妇等救亡团体，作为牺盟总会的团体会员。至1939年夏，农救会会员发展到一百七十万人，工会会员发展到二十万人，妇救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青救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这时，不包括这些团体会员，牺盟会会员已经发展到近百万人。在较短时间内发动和组织起来如此广大的群众骨干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为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挺进山西和坚持华北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吸收各地抗日青年，培养军政干部，始终是牺盟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干部缺乏，而山西当地的和来自外省的大批知识青年，强烈要求参加训练，组织起来抗日救亡。牺盟会从1936年冬开始，先后主办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十三个干部训练机构，吸收两万多名知识青年接受训练。其中的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是两个主要训练机构，在这里学习的四千多名学员中，除山西青年外，还有从二十二个省市来的青年和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以东北流亡青年和来自北平、天津、上海、河南的青年为最多。刘少奇同志曾多次来作过报告，并对加强干部培训工作进行指导。在训练过程中，大量发展牺盟会员，并接受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
牺盟会不失时机地抓紧了参加政权和掌握政权的工作。在敌人进攻下，山西腐败的旧政权大都瘫痪和瓦解。当时担任五个行政主任公署主任职务的牺盟领导干部，运用合法权力把那些旧官吏撤换下来，委任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担任新县长和其他官员。在那些旧县长弃城逃跑或公开投敌的地方，牺盟会特派员就主动担任“游击县长”，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牺盟会还以各种方式瓦解敌伪的傀儡政权，代之以抗日民主政权。至1938年初，在山西全省的一百零五个县中，已有六十二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和抗日救亡的知名人士。
在武装群众方面，七七事变后，牺盟总会即发出号召，动员五万名志愿兵上前线。雁北沦陷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提出建议，经阎锡山同意，于1937年9月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武装民众。牺盟会积极促成了这个组织的建立，并代表山西各救亡团体参加了它的工作。“战动会”的主任是续范亭，下属各部负责人有程子华、南汉宸等。1938年8月牺盟会在太原组织起少年先锋队，由共产党员李力果、王逢源负责；太原失守后，抓紧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游击队，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在组织和扩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的过程中，牺盟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山西新军的五十个团中，有四十个团就是由各地牺盟游击队合编组成的。
在协助建党方面，牺盟会在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起过特殊作用。1936年冬，中共山西临时工委（后改称省委）已经恢复，但绝大多数县还没有党的组织。经薄一波和山西临时工委书记张友清商定，由公开工作委员会负责挑选进步青年参加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这个合法组织形式，由山西临时工委负责，先将牺盟特派员发展成为党员，然后派往各县，利用他们的合法身份积极协助建党，很快就使全省各县的党组织恢复和建立起来。不少县的牺盟会领导机关，同时就是党的县委机关，一些牺盟特派员就是党的县委书记或县委委员。在党组织领导下，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党的力量迅速增强。
阎锡山于1939年冬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新军，摧残牺盟会等救亡团体和民主政权。当时牺盟总会同阎锡山进行了坚决斗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事变发生前，即将大批牺盟干部和进步青年从阎锡山总部所在地陕西宜川县的秋林镇撤出，输送到各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民族革命大学师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五百余人被送往延安。事变发生后，担负牺盟总会领导工作的吕调元，把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干部继续分批送往陕甘宁边区。当他完成这项任务即将撤离时，被阎锡山以“策动青年去延安”的“罪名”逮捕，监禁多年，坚贞不屈，1946年惨遭杀害。
在阎锡山的进攻基本上被打退之后，根据北方局的提议，于1939年12月17日到26日，在晋东南地区召开了有全省各地代表参加的牺盟会代表大会。这是牺盟会举行的最后一次具有全省规模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三年斗争的成就和经验，并确定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这次大会，实际上标志着牺盟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会决定在我所属地区内，牺盟会的牌子还是要挂，机构可以撤销，工作人员由各地党委分配工作；在遭到严重损失的晋西等地区，牺盟会和其他救亡团体尽量争取坚持下去。后来由于敌顽的摧残，晋西等地区的牺盟会都未能坚持下来，按当时实际情况也是坚持不下来的。
牺盟会成立三年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山西省委和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的强大支援下，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培养干部，为建立政权、掌握政权、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为建立武装、掌握武装，为推动民族统一战线和加强党的建设，为稳定和发展山西抗战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对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指出：“这一组织不仅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其领导作用，并且已进入到政府和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结构的改革，创立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曾起其光辉的作用。”（辛军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