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识与开掘历史——谈《黄河东流去》与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现代意识与开掘历史
　　——谈《黄河东流去》与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
　　孙荪
李準的《黄河东流去》，不是那种能够一下子引起轰动的书，但它的生活容量、艺术分量和力度，却使之有可能产生久远的影响。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必定是一座多角多棱蕴含丰富的艺术大厦，因而必定具有多层次的内涵和多侧面的特色，给读者以多方面的启迪。作为一部宏篇巨制，《黄河东流去》创造了一片瑰丽多姿的艺术天地。
首先，它为一场历史大浩劫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和悲惨的面影。1938年，蒋介石以一千多万人民的生命和四十多个县的土地财产为代价，扒开黄河花园口“以水代兵”的罪恶行径；黄河决口后，从灭顶的黄水中暂时幸存的泛区灾民，在继之而来的水、旱、蝗、汤（国民党军队驻河南的汤恩伯部）灾祸的打击下造成的难民大军，在河南、陕西两省，在陇海铁路沿线，在黄土路上，在城市街头，在破庙烂窑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惨象，构成了小说催人泪下的篇章。作家在这里表现出史家的严谨风范，对从事历史题材创作的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而从艺术上来说，作家机智地利用了这场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大迁徙所涉及的从乡村到城市十分广阔的地域，让笔墨驰骋于黄河流域中国腹地，极大地开拓了人物活动的艺术空间。
其次，《黄河东流去》成功地塑造了一组农民群像。小说中的赤杨岗是个有相当代表性的中原农村黄河岸边的小社会。其中七户农民家庭构成了一个农村家庭序列，三四十个人物组成了具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特长、不同个性特征的农民系列形象。在这里，小说显示出作者对中原农村社会的整体把握能力和立体的表现能力，在人物塑造上摒弃造神画鬼的一套公式，改变那种提纯净化的陋习，力求写出人物在生活中固有的本色来。这种本色，既是个体的，即写出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生活所造就的独特个性特征；也是群体的，即在共同的地域环境和生活条件下的农民群体具有性格特征上的某种共同性，即所谓中原农民的“侉子性格”。徐秋斋的机智，李麦的刚强，海志清的倔犟，长松的厚重，王跑的狡黠，凤英的聪明，春义的固执等等，既是把他们各个人之间互相区别开来的各自特殊的个性；又是中原农民式的，与具有类似性格特征的燕赵农民、关东大汉、南方村民区别了开来，在表情、心理和行为的方式上鲜明地区别了开来。这里，表现出作家对中原地区的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环境，以及世世代代植根于这种环境中的人物性格上的个别性和普遍性，外在性和内在性的准确把握，集中地表现了作者经过长期积累的生活功底和艺术工力。
其三，《黄河东流去》绘制了能够显示深远文化传统的风俗画卷。黄河流域的中原城乡，从风物到风俗，以至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处处保留和积淀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如同随处可见的秦砖汉瓦，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已经渗透进农民的潜意识层了，以至成为不知不觉的习惯，而这些习惯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李準十分看重这一份文学的宝藏。不仅赤杨岗人在黄水到来前的农家日常生活习俗，如小孩起名、待客饭菜、街头小吃、夜晚露宿、磨镰割麦、邻里交往、婚丧嫁娶、相面算命、文化趣味等静态写生表现了大量的风俗细节；尤其在从赤杨岗到洛阳、西安、咸阳一路上顺手信笔交代了多少风物知识，描绘了多少风俗画幅，写出了农民及其他五行八作的生活方式，好象是展开了黄河流域民族流动的风俗画卷。在徐秋斋这个乡村落魄知识分子的观念体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语言声口上，生动真切地反映出儒家思想和其他传统观念的长期积淀。如他的相面算卦以及善用计谋，如他主持的水上婚礼的礼仪，如他在西安和梁晴、嫦娥相依为命的方式与责任观念，如帮助蓝五、雪梅见面并安排后事的乡亲情谊，都显示出一种有深远渊源的文化背景历史感，透露出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中独特而又深邃的内涵。
当然，《黄河东流去》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并不仅仅以真实生动地再现历史生活的图画为最高宗旨，尽管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原则。作者还有更高的追求，这就是把现实主义往深处推进一步，即力求探索、发现和表现出历史和人生更多的哲理奥秘。
文学艺术中的新东西，并不永远都是生活里的新东西，但永远必须是对生活新的认识和发现。《黄河东流去》写的是历史题材，但李準的困难不在于生活素材。他先于四十年代初期亲自同难民一起到过西安，解放初期又到黄泛区进行过社会调查，十年动乱中又被贬到泛区四年，直接的观察体验和间接的调查了解，造成了丰厚的生活库存。以他的艺术工力，表现也不成问题。但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光属于历史，更属于当代，属于当代的精神产品，反映和代表当代思想水平的精神产品。可以说，《黄河东流去》的命运和价值就取决于作家解决这一困难的程度。这实际上是从事历史题材创作的多数同行遇到的共同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是作家必须具有代表时代先进水平，能够俯瞰历史、穿透历史、剖开生活表层、揭示历史深部奥秘的现代意识。《黄河东流去》的创作经验可贵之处就在于此。
《黄河东流去》标志着李準在创作上的一个历史性转变，这就是他“把配合政治运动的写作，转到研究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个性和文化传统上”。小说对黄水浩劫的描写，其中有深义在焉。如他自己所说，他并不想通过这部作品过多地评判造成黄水浩劫的肇事者的责任，也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既不单是想让读者掉几滴同情的眼泪，也不单是用幽默的情节让大家掩卷而笑；他“更希望的是能引起同志们的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我们民族的精神、性格和民族的命运。小说通过黄泛区难民的苦难和苦斗，找到了中华民族生存的信心和潜在的伟大生命力。在灭顶之灾下，在死亡线上，在衣衫褴褛的老百姓中，表现出强烈的生的信念，活的欲望，卓绝的吃苦耐劳精神，高尚的同情心，舍己为人的团聚力，这正是我们伟大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正是赖于此，黄泛区难民历尽艰辛坎坷，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并且重返家园，开辟了新的生活天地。这样，小说就由黄泛区难民的故事往历史的深处掘进，把难民的遭遇放在中华民族流动的历史中间，作为一段曲折来表现。它揭示出黄水浩劫不只带给人们痛苦和牺牲，同时也给予了人们坚强、勇敢、智慧和信心。同时，显示出一种历史趋势，这正是“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巨大的思想深度”在创作上的表现。
小说在塑造中原农民的群像中同样有更深一层的追求。作者要用新的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农民，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称量一下。从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定地域的自然气候、精神气候，封闭的小生产方式影响下形成的农民心理素质和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观念中，他发现了并且表现了农民道德、精神、品质的闪光，作家把这看作“扛不动”的文学矿藏，称其不仅有煤，有金、银、铜、铁、锡，还有铀。同时他也发现了农民的因袭重担，艺术地描写了落后愚昧的封建意识和狭隘保守的农民意识的表现。作家以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来“揭露”农民兄弟身上由于背着这些沉重包袱而显出的可笑和可悲。在小说中，作家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传统观念中的历史负担，以满腔热情来赞扬任何那怕是细小的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思想和行为。愈是到下卷，在这方面愈是自觉，表现也愈深刻。李麦的光彩就在于她比一般农民更“开通”，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如乡土观念、农本观念、贞操观念、亲疏观念等，尽管往往是在生活的逼迫下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自发产生的，但迈出这一步却十分艰难。正是有了八十年代的商品经营，特别是竞争的新观念，精明的凤英才能够跃然纸上；也正由于对小生产者的心理和观念的深刻把握，才精细入微地写出了春义厚重而又狭隘的“红头牛”性格。
这一切，是现代意识在历史题材创作中的闪光。它表明《黄河东流去》作为历史小说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性。李準对中国农民的新认识，既显示了他的历史意识所达到的新高度，也显示了他的现实意识所达到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