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任弼时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张树德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阅读了《聂荣臻回忆录》，再次感到中国革命的艰难与伟大，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其中第十六章《在延安的日月》中写道：“在整风过程中，由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这个文件搞得相当不错，短短的，纲领式的，分清了我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这是整风运动的一个巨大成果。”
聂帅的短短几行字，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当时我在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速记室工作，同时兼办任弼时同志交办的一些日常性事务，从我所知道的《决议》的形成过程，深深感到任弼时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1944年2月12日，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礼堂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后两三天，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把我找去说：“中央要对历史问题起草一个文件，主席已和我们讨论了总的指导思想，为了节省时间，由我口述，你速记，记好了以后你整理出来，我修改后，送中央研究处理。”就这样，由他说，我记录，记录以后，我迅速整理成文，交他审改。他修改后，又让我复写五六份。因为要得很急，我就找中央秘书处速记室的王进同志帮我一起复写。那时复写用的纸叫“太原纸”，这种纸很厚，要在第一页涂上一层腊后，用刻钢板的铁笔才好写。为了赶时间，我们是连夜复写的，手指写得发疼，都起了硬块。弼时同志有时还站在背后看我们写。那时，我们点的灯是麻油灯，弼时同志看到光线太暗，特意请陈琮英同志替我们找来延安当时很少的蜡烛。写好后，由我和王发武同志（王当时是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后来专门给弼时同志当秘书）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他们每次把送审稿退回后，弼时同志总要按大家所提修改意见修改，改后让我们再复写，就这样共复写了五六次。《决议》最初稿就是这样搞出来的。在准备“七大”期间，听弼时同志说，开始预定的“七大”议程是：毛主席作政治报告；刘少奇同志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朱总司令作军事报告；周恩来同志作统一战线报告；任弼时同志作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还有选举等。但在“七大”开会前已把这个《决议》草稿发给所有“七大”代表和在延安的高级干部讨论过。在讨论中，大家发表了很多好的意见，少奇同志也动笔改过，文件最后到毛主席那里，他亲自作了修改。胡乔木同志那时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也对文件作了认真的修改。稿子就是这样逐渐充实起来的。开始，弼时同志对王明路线根源的分析比较简单、概括，后来他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增加了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逐条分析。
“七大”于1945年4月23日开幕，在这之前个把月左右，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三楼会议室又开了一次会，由弼时同志主持，参加的有少奇、富春、高岗等十来人，大都是参加分组讨论的负责人。弼时同志问大家对《决议》稿还有什么意见，大家讲了讨论中的反映，也提了些具体修改意见。最后，弼时同志说：“稿子修改成这样，究竟行不行？”大家说：“差不多了，行了，请中央最后定稿吧”。这是广泛征求意见过程中的最后一次研究会，这次会也是我记录的。我记得《决议》从起草到修改的过程中，没有一次完全推翻重来，而是一步步丰富的。弼时同志始终主持并参加具体起草和修改工作。他很尊重别人的意见，别人能改的段落就请别人改，然后他再看。
这个文件是在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一个集体创作。它总结了从党的创立到抗日战争以前的历史经验。从1944年4月起搞到1945年“七大”前定稿历时整整一年。因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七大”前已酝酿成熟，思想一致，所以中央决定不在“七大”讨论通过，而是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任弼时同志也就没有在“七大”上作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
中国革命的历史早已证明了《决议》所起的重大作用。今年是《决议》通过四十周年（4月20日），也是为《决议》的产生付出巨大心血的弼时同志逝世三十五周年（10月27日）。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过早逝世，是我党的巨大损失。他为中国革命所建树的不朽功绩，人们将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