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党的作家党的人”——访新近入党的剧作家沙叶新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我是党的作家党的人”
　　——访新近入党的剧作家沙叶新
　　新华社记者　徐光春　赵兰英
沙叶新，很多人对他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的名字和作品。陌生的是他的人品和思想。他写过有争议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也写过获奖作品《陈毅市长》。这两个话剧曾经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人们很想了解沙叶新其人。前不久，沙叶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借着这件新事，我们访问了他。
坐在我们面前的沙叶新，中等个儿，胖乎乎的脸，今年四十七岁。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你是粉碎“四人帮”后冒出来的年轻有为的剧作家，也是社会上、文艺界颇有争议的人物，现在入了党，并担任了剧院的领导职务，在上海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我们想请你谈谈对党、对作家使命、对剧院工作的看法。
沙叶新笑了。他略一沉思，冒出一句话来：情感是不会欺骗人的。他说：我是道道地地在党的红旗下成长的，我是党的人，我对党有深厚的感情。1963年，我从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班毕业，分到上海人艺工作，正值学雷锋，学焦裕禄。我是真心诚意学的，不是领导叫学才学。因为在雷锋、焦裕禄面前，我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人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当时，社会风气很好，我耳闻目睹的好事大都是共产党员做的，共产党员带了好头。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我在“文革”初期当了“保守派”，反对批刘邓，反对批老干部，反对武斗，这完全是出于对党的感情。
沙叶新稍作停顿，带着伤感的神情继续说：1976年，周总理去世，我伤心极了，而单位里还在继续开展“批邓”。我痛心得偷偷地大哭一场，与我爱人一起给邓颖超同志写了慰问信。我心情苦闷，只好以陈毅的“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统统报销”的话来安慰自己。不久，“四人帮”垮台，我这个从不上街贴大字报的人，跑到街上刷了一幅大标语：“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打倒‘四人帮’，中国有希望！”
“在什么情况下写《假如我是真的》呢？”我们问。
沙叶新坦率地说：“四人帮”垮台后，党在思索，人民在思索，我也在思索，对党抱有莫大希望，相信党能够总结经验教训。在报上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我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后，我对党更加钦佩。但社会风气不好，党风不正，使我感到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因此，大有对党“爱之以深”，对党风不正“恨之以切”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剧本《假如我是真的》。
他说，今年5月，我在填写入党志愿书时，平心静气地对自己的思想和作品作了分析。我写道：“自己思想比较复杂，有马列主义的也有非马列主义的，有社会主义的也有非社会主义的。在思想方法上也较片面，有时有强烈的偏激情绪。这种偏激情绪也反映在作品中。”
我们向沙叶新问起获奖作品《陈毅市长》的写作情况，沙叶新说：其实，《陈毅市长》和《假如我是真的》是同时创作的。他说：我写《假如我是真的》，是想告诉人们，共产党员不应该是那样的；我写《陈毅市长》是想告诉人们，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他笑着说：这两个剧本，一个得奖，一个引起争议，出乎我的预料。有人说，人家批你你还写？我说，为什么不写？我对党有信念，我相信自己的情感，我是热爱党的，党会了解我。
沙叶新的话题回到眼前，讲起一些令他动情的事。他说：最近我听了曲啸的讲话，感动得掉下泪来。我很佩服曲啸，我要向他学习。我曾向党表示：我们党是有生命的，有活力的，我非常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为党工作，为党贡献一切，直至生命。
记者请他谈谈作家的使命。他明确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的使命是很严肃的，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笔，在读者中、观众中宣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现代人。所谓现代人，就是要有新观念，这些新观念集中反映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作家写作不是为自己，更不是为了钱。过去对文艺作用的提法有些偏颇，强调它是武器，要进行战斗，这不大全面。文艺的功能是多样的，有教育功能，还有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等，戏剧更是这样。但文艺总是要有教育作用的，我坚持这个观点。
话题转到他的入党。沙叶新兴奋地说：对我的入党，剧院党组织很关心，我们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也很关心。对此，我激动得很。我想我们党有博大的胸怀，是伟大的、英明的。
沙叶新满怀信心地说，我要争气，要干点名堂出来。我要团结全院同志，采取改革措施，把剧院办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有国际声望的现代化剧院。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