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达夫〔文学回忆录〕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忆达夫〔文学回忆录〕
夏衍
今年8月，是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作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郁达夫在印尼苏门答腊被日本法西斯分子杀害的四十周年。在8月29日——达夫在巴雅公务“失踪”这个日子，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的朋友们举行纪念集会，不单是为了追念这位爱国主义的作家和诗人，更重要的是三十年代以来，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对郁达夫的为人和他的作品，有过不少偏颇的、很不公正的评论。因此，和达夫相知的、共过患难的人，有责任为这位舍己助人、为国捐躯的人杰，作出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论。
我是1928年春，在上海由孙百刚、章克标介绍，和达夫认识的，但是郁达夫这个名字，早在1921年对我就有了很深的印象。这一年10月，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庆祝“双十节”，在神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举行集会，请了一位在日本被称为“宪政之神”的政治家尾崎行雄作报告，尾崎在讲话中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做“清国”，并对当时军阀混战中的中国讲了一些不友好的话。郁达夫就在听众席上站起身来，打断了尾崎的演讲；义正词严地提出了反驳，终于迫使尾崎承认了错误，当场道了歉。尾崎行雄是日本政界的“大人物”，在国际上也颇有声望（现在美国华盛顿每年4月要举行一次樱花节，这批樱花就是尾崎当东京市长时赠送给美国的），一个年轻的东京帝大的留学生，驳倒了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地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畑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的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1928年，我在上海沪东区搞工人运动，和文艺无关。我曾和他谈到过郭沫若和田汉，但他从来没有提起他和创造社之间的矛盾，至于他登报声明脱离创造社的事，那是直到下一年有一次陶晶孙和我闲聊时才知道的。这一年盛夏，我在开明书店遇到他，在座的有夏丐尊、章雪村、方光焘。丐尊先生谈到我翻译的谷崎润一郎、金子洋文等人的小说，达夫问我：你译的书在金屋书店出版，创造社的人没有批评你？我说没有，我既不属于创造社，也不属于太阳社。他有点感到意外，这时我才对他说，听陶晶孙说，你退出创造社，郭沫若是很难过的。陶晶孙还说，象出版部那种事务工作，本来是不必烦劳你去做的。达夫很快就说，那是一件小事，我不过赔了一千多块冤枉钱，闹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反对我的《广州事情》那一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的意思，我在广州就和成仿吾谈论过的。我看他有点激动，就不再讲下去了。事隔半个多世纪，最近我才找到《广州事情》重读了一遍，感觉到这篇文章正好是表现了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作家的预见和卓识。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中，他清醒地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隐患，他提醒大家“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作第二次工作的准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应该说，他的观点，和同年鲁迅在中山大学的讲话是一致的。
关于达夫和“左联”的关系，我看到过的有关文史资料和回忆文章中，也有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记载。1930年2月下旬，“左联”筹备组草拟发起人名单时，对郁达夫应否列名的问题，确曾有过不同意见，有人（郑伯奇、钱杏邨）赞成，也有人反对，当时我不了解文艺界内情，也没有坚持。后来冯乃超和我拿了这个名单向鲁迅征求意见，鲁迅就问：你们问过郁达夫没有？为什么不列他的名字？于是我们就在发起人名单上加上了达夫的名字，并决定由我去征求他的同意。大概在2月下旬的一个雨天，我和陶晶孙一起去看他，他病卧在床上，我简单地把筹备成立“左联”的事告诉了他，并让他看了发起人名单。他就说：你们要我参加，就参加吧，不过我正在“冬眠”，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事实上，他不久前还当过“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他没有“冬眠”，更没有“意气消沉”。
谈到达夫和“左联”的关系，还有一个直到现在还弄不清楚的问题，那就是郑伯奇1962年9月间写的《左联回忆散记》中所记的“左联”通过了把郁达夫除名的决议。这篇文章发表在1982年第1期的《新文学史料》上，当时我没有注意，直到今年3、4月间郁风和我谈起这件事时，我才找出这篇文章看了一遍，这篇回忆中对于“左联”在会员大会上通过“请他（郁达夫）退出”的情况叙述得很详细，但这件事发生于哪年哪月，却没有具体说明，而只说是在“左联”成立之后的“初期”。“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初期”，那应该是1930年或1931年之间，当时我是“左联”的执行委员，说我对这样一件大事毫无印象，是不大可能的。更使我不解的是“左联”成立初期的党团书记是冯乃超，不久后接替乃超的是冯雪峰，以及当时和达夫经常有来往的阿英，乃至郑伯奇本人，在“文革”以前的二十多年中，都没有和我谈起过这件事。“左联”初期（到1933年达夫迁居杭州之前），我和他不时见面，他迁居杭州后，每次到上海，也常常来找我，而他也从来没有提到这个问题。现在，乃超、雪峰、伯奇都不在了，已经没有核对的可能，近几个月来，我问过几位研究“左联”史实的朋友，据说冯雪峰在六十年代也曾讲过，说“左联”会员大会通过这个决议时只有他和柔石等四个人反对。柔石是在1931年2月殉难的，那么这件事应该是在1930年的5月之后，因为5月以前“左联”召开的三次会员大会，我都参加了的，我还自信我的记忆力不会坏到连这样一件大事也会忘记到一干二净的程度。当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发生这样的事也是有可能的。当时是左倾思想统治时期，既有教条主义，又有宗派情绪，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田汉因为不参加乃至少参加“飞行集会”而受到过不止一次的警告。蒋光慈则因为写了《丽莎的哀怨》而被开除党籍。那么，即使“左联”开除了郁达夫的盟籍，也只能说达夫没有随波逐流，没有执行左倾路线，而不能把这件事认为达夫就“颓废、消沉”。事实俱在，在三十年代国民党进行文化围剿，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刻，他没有退出“自由运动大同盟”；继续为“互济会”工作；后来还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发起的“人权保障大同盟”。谁都知道，这些都是共产党支持的革命团体。
达夫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了比较一致的评论。但是，许多文章都说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家，我认为这种说法也并不完全恰当。1923年他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就是《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他写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也许可以说是文坛上最先出现的描写中国工人阶级的作品。
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和他交往较多的朋友中既有周作人、徐志摩、林语堂、汪静之（达夫还和我说过，邵洵美是一位很好的诗人）；但也不能不看到当时他和鲁迅、郭沫若、陶晶孙、郑伯奇、钱杏邨有着真挚不渝的友谊。现在人们一提起徐志摩，就说成是资产阶级诗人，甚至给他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这也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徐志摩和史沫特莱的关系了，我和徐志摩只见过一次，那恰好是在史沫特莱家里，他们谈得很脱熟，而且还颇有感慨地谈到了当时的时事。
我最早读到的达夫的小说是《沉沦》。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说：“他（达夫）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我完全有同感。对于他的作品，说真话，我最喜欢的倒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散文和旧体诗。我这个人对新诗有偏见（除戴望舒、艾青外，新诗我看得很少），在新文艺家写的旧体诗中，我认为鲁迅、郁达夫和田汉可称三绝。他的诗明显地受到黄仲则、龚自珍的影响，但不少评论家只看到他清丽凄婉的一面，这也是不全面的。正如鲁迅论陶渊明诗时所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三十年代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他大量的文艺作品中有一点偏颇乃至败笔，对任何人都是难免的。只看到他飘逸婉约的诗，而不提他晚年所写的激昂慷慨的政论文章，显然是有欠公允的。
1938年初夏，在武汉郭沫若家里我见过他最后一面。那时轰炸频繁，连叙旧的时间也没有。很快，我赶回广州，不久，他就到新加坡去了。直到抗战胜利，我从重庆回到上海，才从胡愈之给“文协”的报告中知道他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在苏门答腊遭到日本宪兵的绑劫而“失踪”。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写了四百多篇抗日救亡的杂文、政论。星洲沦陷，他隐姓埋名地过了三年多流亡生活。在那种艰苦复杂的情况下，他一天也没有忘记多难的祖国，对抗日反法西斯战争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这最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浩然正气和爱国精诚。在险恶恐怖的环境中，他对祖国和正义战争充满信心，正如他诗中所说：“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至于在他生命最后时刻临危不惧，舍己为人，慷慨就义的事迹，不仅胡愈之、汪金丁、张楚琨等和他共过危难的战友们写出了回忆，还有日本朋友铃木正夫所写的关于达夫殉难前后的调查报告，都已经用大量事实作出了定论。但正如郁风在《关于郁达夫海外文集》（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中所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对于达夫悲剧性的一生及其贡献，还没有全面的定论，特别是对于他去海外以后的七年，不但一般读者知之甚少，连当时文艺界也几乎无人过问。对于一个作家的盖棺论定，晚节是很重要的。想到象他那样一个赤裸裸来去的率真的作家，如果不能以他全部的本来面目留存在文学史上，将是最大的遗憾。”达夫殉国已经四十周年，现在应该是消除这种遗憾的时候了。
1946年秋冬之际，周恩来同志知道了达夫在苏门答腊殉难之后，决定要我去新加坡，了解当时还流散在南洋各地的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及向海外侨领传达第二次国共分裂之后的党的方针政策。我于1947年2月到新加坡。当我和陈嘉庚先生谈到新加坡弃守后他们的流亡生活时，他对我说：那时候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侨领。同年5月初，一位马来亚共产党的负责人和我谈话，也说这位“赵老板”（赵廉——即郁达夫）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这些事都可以说明，张楚琨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和汪金丁在《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中所记述的，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他不拘小节，这是人所周知的；但是对于大节，他是宁死不屈的。二、三十年代，他和周作人过从甚密，张资平则与他同是创造社的发起人，可是，当他知道周、张降敌时，他的态度是斩钉截铁的。他正直、天真，但又倔犟、任性，不通世故，不懂权术。对爱情，对知心朋友，特别是对祖国，他有一股痴情。痴情就是至情，痴这个字没有贬义，“绝代风流绝代痴”这句诗，对于达夫是恰切的。
达夫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前年，我重访富阳，双烈亭正在修建。而今，在他心爱的祖国开始腾飞的时候，几十位中外学者将聚合在富春江上子陵台畔，对他的悲剧生涯和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研讨，达夫有知，可以展颜一笑了。1985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