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说服力的是模范行动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最有说服力的是模范行动
“英雄指导员” 钱富生
我于1968年入伍，现任某团副政委。1979年，我参加过对越
自卫还击作战。时隔五年，我有幸再次参加了严惩越南侵略军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我任一营副教导员兼一连指导员，坚持在一线做思想政治工作，用自己的行动带动战士，和连长一起，率领全连粉碎了越军五次进攻和偷袭。在坚守八个高地和一次反击战斗中，取得了歼灭越军六十多名的胜利。
去年，部队接到了作战命令。当时，我正在师塑料厂当厂长。首长想到我是战斗骨干，就把我调回一营当副教导员兼一连指导员。
临上阵地前，参谋长对我说：“你兼任指导员的任务已经完成，上级给你下了当司令部协理员的命令，你去报到吧！”我知道，在这种时候调我上去，这显然是一种照顾。但如果我在这个时候离开连队，离开一线，那政工干部还有什么威信呢？再说，我对连队和每个战士的思想、性格和家庭情况已经熟悉了，如果换个生人来，对工作不利，想来想去，觉得这个时候不能一拍屁股走了。于是，我留在连队和战士们一起上了处于第一线的某高地。
到了今年3月，连队接受了对被越军侵占的一个据点实施反击的战斗任务。团长、政委再次打电话催我到司令部任职，连队几个干部和战士们也一个劲地劝我下阵地。对首长和同志们的关照，我非常感激。但我觉得越是要打仗了，我越不能走。这倒不是连队离不开我，恰恰是我离不开连队，舍不得战士。因此，我向团长、政委请求，留下来打完这一仗。
战斗结束后，许多同志包括一些记者问我：“一线危险、艰苦，你争着去，就不想安全一点，舒适一点？”我说想到过。我清楚，从一线到二线、从连队到机关，生活要好一些，更重要的是安全系数大些。如果从个人利益考虑，我怎么不想离开连队到机关，跳出“危险区”呢？尤其是在越军不断炮击和袭扰，几天几夜不能合眼的时候；长期住潮湿的猫耳洞，关节炎发作疼痛得不能走路的时候，我有过下阵地的念头。然而，每当这时候，我想得更多的还是政工干部的责任。我是个基层政工干部，打起仗来，我的岗位应该在一线，应该以实打实的行动教育和影响战士。我没有什么大本事，但在行动上给战士做不怕流血牺牲的好样子是可以的。所以，我先后三次谢绝首长的关心，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
初上阵地，最紧张的莫过于第一次站夜哨。上阵地的第一夜，我到连队最靠前的一个哨位上陪战士站哨。这个哨位离越军阵地只有几十米，越军说话的声音都听得到。我每晚只睡三四小时，分别在全连四十多个哨位上轮流陪哨，特别是几个胆子比较小的战士，我陪他们站的时间最多。战士小刘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平时天黑不敢走路，站哨时显得更紧张。看他这副模样，我一连陪了他八个晚上，到第九天，小刘说：“指导员，你休息吧。我再也不怕了。”
我们坚守的阵地附近，到处都是地雷。如果不注意，摔个跤、绊个腿，也能搞响地雷。轻的是丢掉一条腿，重的是付出一条命。在这里战斗，排雷埋雷是经常的事。有的工兵在排雷时触雷负了重伤，连队的战士看后产生了心理压力。我就同战士们一块排雷。扩大阵地时，我第一个上去排雷，共排除地雷一百六十多颗，其中诡划装置地雷十四颗。战士们说：“指导员敢排雷，我们哪有不敢的呢？”
一开始，战士们听说越军特工队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经常鬼鬼祟祟搞偷袭，因而有些顾虑。为消除这种顾虑，每次遇到越军特工队偷袭，我都及时赶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战斗。有一次，八班战士小刘和新战士小赵在最前方的哨位上站哨，发现三十多米外的草丛里有人晃动。我得到报告后，三分钟赶到了现场，观察了一下地形后，悄悄对大家说：“不能乱打枪暴露位置，你们看我的，我往哪里投弹，你们就往哪里投弹。”然后，我一手抓颗手榴弹，往前爬了十多米观察敌情。在我的指挥下，战士们接连投出几排手榴弹，越军被打得滚的滚、叫的叫，狼狈逃窜。为了防止越军再次偷袭，我一直在那里潜伏了四个多小时。通过一段时间的作战实践，我们对付越军的办法也越来越多了。
今年1月15日，我们收复了被越军占领的一个阵地，深夜十二点，越军不甘心失败，一面对我实施疯狂炮击，一面调整兵力部署寻机反扑。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通往该阵地的电话线被炸断。团里要我们派人到前沿去，尽快沟通联络。按理，象这样的事应该让战士去，但我感到通信员对这段路不熟悉，加之越军的炮击、布雷，太危险，就决定自己去。这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冒着越军的炮火，爬在地上，摸着白天战士们来回踩过的泥路，一步一步往前爬。到了阵地，和上级失去联系的战士们，看到我来到前沿，并沟通了联络，都纷纷握着我的手，高兴劲就不用提了。后来在团里的指挥下，战士们连续挫败越军的多次反扑，牢牢守住了阵地。
3月初，为了拔除越军侵占的一个据点，我先后八次侦察敌情。第一次我带三名排长和六名班长对该阵地实施抵近观察。我一直走在前面排雷开路。快接近敌阵地的时候，我叫六个班长停止前进，担任警戒。离敌阵地二百米处，我又叫三个排长停下来就地侦察。为了缩小目标，我一个人往前爬到离敌不到一百米处才停下来，在那里潜伏了三个多小时，摸清了越军的兵力部署等情况。从我们阵地到越军阵地要开辟一条一千五百米长的通路，途中要经过三个雷场。排雷开路时，我首先摸索试验。我在前面给战士排雷，我排一段，战士们就挖一段，连续排了二百多颗地雷。
由于准备充分，3月8日战斗打响后，仅用五十一分钟就攻占了越军阵地，歼敌十三名，我无一伤亡，受到上级通报表扬。
1979年参战时，我收到过一位战士父母亲的来信。信中说：“我们把儿子交给你，就觉得交给了党，希望你把他带好。”战士父母把指导员看作党组织的代表，寄托着多大的希望！后来，这个战士光荣牺牲了，但我心中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战士父母的话。
战时生活是艰苦的，我上阵地后，积极为战士们服务，给他们送温暖。夜晚战士站哨，天冷了我送去大衣；修工事，战士口渴了我端去水。就是这一件大衣、一壶水，体现了战斗中的战友情、同志爱，就能激发战斗力。我身体有病，妻子先后给我寄来了十斤奶粉、十斤白糖以及一些人参、麦乳精，这些补品我大都送给了身体有病的战士。为了解决缺水问题，在后勤机关的具体帮助下，我带领三名战士翻山越岭找水源，人拉肩扛运水管，从一公里外接来山泉。水管不好接，今天接好了，明天又被炸断，断了再去接。每当水接到阵地时，战士们高兴得相互拥抱。
参战后，战士家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直接影响部队的战斗情绪。我积极为战士出点子、想办法，给战士家乡去信，请求地方帮助解决。八班农村籍战士刘远华家生活困难。刚上前线，他爱人就来信叫他给组织反映反映，想想办法。小刘怕给连队添麻烦，隐瞒了。一次我找他的同乡闲谈，才了解到这个情况。我连夜给小刘的家乡政府去信，如实反映他家的困难，请求帮助解决。地方政府很重视这件事，当即决定把小刘的哥哥从外地调到县中学教书，把小刘的爱人安排到县针织厂工作。小刘非常感激，找到我说：“指导员，我不亲手毙他几个敌人，就对不起你，对不起地方政府。”上前线以来，我先后给战士家乡政府去信二十一封，使十一名战士的一些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
一次，三个战士在工事里挖土，没发现顶端裂缝。我发现后，一步冲过去拉出了两个战士，等我把第三个战士李建国推出来时，泥土塌下来了，把我砸倒在地，双腿也埋住了。李建国安然无恙，我却伤了脚。事隔不久，连队要构筑一个排的防御阵地，在使用爆破法构筑猫耳洞时，二班副班长倪瑞荣为赶进度，爆破后不等硝烟散尽就溜进猫耳洞作业。我发现有人进猫耳洞，急忙跑过来制止。还是迟了，因洞中缺氧，倪瑞荣窒息，倒在地上。我冲进洞内，迅速把倪瑞荣拖出来，只见他脸色惨白、牙关紧咬，右手在抽筋，全身冰凉，呼吸也没了。我忙叫其他战士用小刀撬开他的牙齿，但撬不开。后来我发现他右边有颗牙短了一截，就趴在地上，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经过半小时抢救，小倪苏醒了。当他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切，非常感动，一定要认我做干爸，我对他说：“我们是部队，不兴这一套。你要真想报答我，那就多杀几个敌人。”小倪果然在以后的战斗中，打得非常顽强，立了战功，入了党。
作为一个基层政工干部，我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祖国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觉得这些荣誉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全营战友，尤其是牺牲了的战友。我决心不吃老本，在政治工作的岗位上，为人民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