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夏衍电影剧作集》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夏衍电影剧作集》
序柯灵
夏衍同志的电影剧本将汇总纂集问世，出版社嘱我写序，深感任务光荣，同时不免战战兢兢，编者频频催索，而我迟迟不能命笔。夏衍同志是大家景慕的前辈，为电影事业披荆辟草，鞠躬尽瘁，已超过半个世纪。蔡孑民老人称鲁迅先生为新文学开山，而为新电影开山的，夏衍同志可以当之而无愧。高山仰止，心驰神往而已。
中国电影的行程，崎岖不平，迂回百转。早期开疆拓土的人士如郑正秋辈，风尘憔悴，越阡度陌，已走过大段冤枉路，行近山穷，眼见水尽。到三十年代初叶，党的电影小组成立，进步电影运动崛起，这才峰回路转，出现柳暗花明的一境。这段史实，尽人皆知，无待赘述。当时环境险恶，矛盾尖锐，而运动本身，经绊百端，植本树基，是从剧本着手的。在此以前，摄制影片，因袭文明戏传统，只有账目式的分场提纲，不用剧本；自此才从无到有，从默片到声片，逐步形成正规的电影剧本创作，并实行从商业竞卖到社会使命这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重点转移，在实践中为“剧本是电影艺术基础”这一重要观点奠定基石。移山填海，始于一篑，现在这些为中国电影剧本探路的作品，已带有历史文献的意义，成为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思想和艺术档案了。
进步电影运动，可以看作是晚来的春讯，“五四”运动在银幕上的继续，也就是从文学革命到电影革命的延伸。三十年代成批涌现的优秀影片，作风丕变，生意盎然，一扫过去的酸风腐气，就是明显的证据。《狂流》第一次用胶片描绘农村天灾人祸的戏剧性冲突（也是中国第一部出版面世的电影剧本），舆论肯定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决非偶然。《春蚕》是新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第一次尝试，经过五十年的时间检验，在八十年代都灵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中，还受到许多西方评论家的赞许；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巴金的《憩园》，先后由小说名著演化为电影名作，不但清楚地显示夏衍同志在这方面一贯倾注的心力，也是新电影与新文学合流的有力佐证。
但电影与文学各有自己的炎凉甘苦，不可同日而语。“五四”以科学、民主为旗帜，西方文学名著的介绍传译，对新文学的思想倾向、艺术风格，产生极大的推动力；欧风美雨，起了精神上滋润催化、吐故纳新的作用。而电影却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品，带有资本主义烂熟期的气息，不邀自来，充当“铁盒里的大使”，其使命是垄断落后国家的市场，实行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渗透，喧宾夺主，给新生的中国电影带来极大的灾难。这种处境，和文学事业也截然不同。（电影艺术家自觉向苏、美、英、法、德国的优秀影片吸取养料，是从三十年代才开始的。）文化活动是多门类多层次的结构，不同的门类层次，适应不同的对象。文学作品中的小说、散文与诗，美术作品中的连环画、油画与木刻，音乐作品中的流行歌曲、小夜曲与古典音乐，欣赏者的好尚异同、涵养深浅、范围宽窄大不相同。电影群众性最广，但当时几乎局限于小市民圈子，被正统的文艺界鄙视为不入流的玩意，不但新文学读者与旧电影观众自成畛域，河水不犯井水；连舶来片与国产片观众之间，也各守町畦，互不交通。左翼文学运动与进步电影运动，本质虽并无差别，情形却大不一样：前者可以靠作家在亭子间里用笔杆呼风唤雨，后者却须在摄影棚里和红男绿女各色人等打交道，而且不得不受制于资本家的生意经络，用夏衍同志简洁的语言来说，就是“寄人篱下”。革命与艺术的崇高理想，老板钱袋的实际，观众庸俗口味的惯性，要三者兼顾，难度之大，不问可知，何况还有残酷无情的政治压力。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势下，电影小组终于团结了大批同行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紧追时代，直搏现实，目尽天涯，心关祖国，与人民痛痒相关，休戚与共，在电影领域中开辟出一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使人从此对这一新兴艺术刮目相看。如果不了解这种背景，就无法理解先驱者探索的艰辛，无法正确认识开创期电影剧本的价值——功过成败得失。
在世界电影艺术史上，这是独特的一章，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前例可援。
世代更新，“苦恨年年压金线”的命运宣告终结。昔年“寄人篱下”，今日自立门墙，权衡在我，俯仰自如，本该地阔天宽，一任驰驱翱翔了。令人遗憾的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新时代漫漫三十年，虽然成绩辉煌，不容忽视，但依然道路曲折，步履艰难。原来旧时代有旧时代的矛盾，新时代有新时代的矛盾，而新旧之间，蟠错虬结，难解难分，寻根问底，归结起来，主要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那个“左”字作梗。在这个金钟罩的覆盖下，横竖不是，动辄得咎，一路蔓延，愈演愈烈，直到爆发为十年浩劫。三十年代惨淡经营的进步电影运动，曾遭到极右势力的横暴摧残，当时社会震骇，舆论哗然，谈虎色变；到了六十年代，一个大翻身，进步电影运动竟被极左势力宣判为“文艺黑线”，电影小组的核心人物，当然是罪魁祸首，进步电影运动的参与者，也都被视为牛鬼蛇神，挞伐拘囚，无一幸免，有的竟以身殉。时光倒流，黑白混淆，左右同槽，真是对公理和正义最荒诞的嘲弄！
影坛的一波三折，都和政坛的风云变幻相关联。拿破仑对歌德说过：“政治，那是近代无法躲避的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列宁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是对我们最重要的。”斯大林宣称“电影是鼓动群众的最伟大的工具，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一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两位革命伟人的名言，大大地抬举了电影的地位，由于我们对这些话囫囵吞枣，也害苦了电影。实践出真知，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和艺术千丝万缕，互相牵绊，但政治自政治，艺术自艺术，不能牵强附会，混为一谈。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电影，但他却早就看出，精神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反映精神活动的艺术创作，决不能用法律指定，只用一种“官方的色彩”（《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他还明确反对使艺术充当“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作为宣传工具来看，电影确实力大无穷，但观众不来，也是枉然。值得庆幸的是：现在雨过天晴，春云乍展，澄明健康的政治境界，给电影艺术腾飞提供了空前未有的良好条件。
夏衍同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文学、戏剧、新闻，哪里需要战斗，哪里就有他。就电影领域而言，他不仅是电影剧作家，同时是电影评论家、事业家和革新家，他的剧本创作，不但记录了银幕的沿革，也留下了历史的脚印。水远山长，他付出的劳绩和承受的苦难同样地多。他的创作、理论和实践经验，都需要认真总结，因为这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三十年代草莱初辟的阶段，历史无疑会给他作出公正的评价。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鲁迅的警句，见于小说《故乡》，反映了五四时代先驱者的胸襟。这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左传》里的两句话，“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风砂，荆棘，带血的脚印，从蛮荒走到文明：这大概可以看作人类创业史的哲学概括。
艺术王国没有高速公路，也不会沿途设置路牌指迷，但是路再曲折，总是引人向前，在重要的关隘，一定会留下先行者的里程碑，引导后人通向无限，通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