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人——《孙中山与宫崎滔天》读后随想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历史和人
——《孙中山与宫崎滔天》读后随想
林贤治
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断展开的生活和斗争的图景，是具有个性联合体的永无穷尽的生命的潮流。因此，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满足于把目光停留在事件的大轮廓上，而试图揭示和窥测那些前呼后应的活跃人物的隐秘丰富而又独特的内在世界，他们的精神本质与精华。
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采用纪传体的形式，非但未曾忽略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且能生动地再现历史人物的思想意识和性格特点，从而保存了历史固有的完整性、真实性和丰富性。只是这种“以人带史”的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人，在史书中往往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淹没。近几年来，传记文学的崛起，可以认为，这是史学（同时也是文学）进入一个开放体系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是对于长期形成的那种忽视人物自身建构的荒缺局面的补偿。
传记文学可以有多种形式。李联海同志撰写的文学传记《孙中山与宫崎滔天》，从个人友谊这样一个横向的层次上进行开掘，然后把众多的断面按照中国近代革命的先后序列，作出情节性的安排。这样，通过性格内涵的深化，进一步丰富了孙中山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历史人物形象。
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而重视历史的真实性正是本书的最大特点。这里的所谓真实，就是在史料的选择方面，不回避英雄人物的缺点、失误，以及革命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应当看到，在“文革”期间，史学的“三突出”现象，并不亚于文学创作。因此，怎样使一代领袖被神化的形象恢复为真正的人的形象，便需要具备一种“史笔”，一种勇气。
孙中山最先闯入书中，便是一个“睡眼惺忪，头发凌乱”，举止有失庄重的汉子。“难道我仰慕的英雄竟是如此？”难怪素不相识的异国友人看了要失望，这种失望，体现了作者对某种英雄观念的微婉的讽刺。日本在野知名人士犬养与孙中山的一段对话，写来更是传神：
——你最喜欢什么？
——革命。
——除此之外，你最喜欢什么？
——女人。
——再其次呢？
——书。
犬养忍不住哈哈大笑：“这是很老实的话。我以为你会说最喜欢看书，结果你却把女人排在前面。”
孙中山回答道：“我喜欢女人，是因为她们付出最多，得到最少，其博大的胸怀和无畏的牺牲精神是男人不可比拟的。我喜欢她们，是要解放她们。”
象这样的细节在书里颇不乏其例，它们富于生活气息，因此特别地富于表现力。对于孙中山的友人，日本人民的忠实使者宫崎滔天，书中也有不少个性化的描写。他喜欢喝酒，情绪不好时喜欢找艺妓解闷；每遇挫折，容易消沉；一有转机，随即亢奋。那种热诚、质朴、放浪不羁与牺牲精神，正好同孙中山的坚决果断、深沉睿智的内质相映成趣。他们之间的大争吵，更增添了不少性格的光辉。
感觉缺陷的是，本书未能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统领众多有关历史人物的情节和细节，从而显示历史发展的流势。过多地分割故事场景，容易流于松散，而重大的历史时刻和处在这一时刻中的重要人物，所需要的正好是一种摄人心魄的大氛围、大气派。这也许为作品所采用的原料性传记的形式所囿，也许与作者更多地侧重文学性有关。于是我想，应当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一起，从事各种传记的创作。屈维廉说：“历史和文学，除非相互联系起来，是不能被充分理解的，更不能被充分欣赏。”文学是人学，史学同样是人学。从某一角度看，传记文学是别一种历史读本，而这种以人为轴心，以事件为辐线的读本，常常是更富有魅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