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面向四化调整科研布局 著名高等学府呈现学术繁荣局面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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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大学面向四化调整科研布局
著名高等学府呈现学术繁荣局面
本报讯 记者毕全忠报道：近几年来，北京大学在进行教学改革的同时，加强和改进了科学研究工作，按照继续重视基础研究，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进行开发研究的精神，调整了科研布局，以便更好地贯彻面向经济建设、为四化服务的方针。全校科学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据不完全统计，理科各系和研究所1978年至1983年有一百二十五项科研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以及有关部委、省市的奖励。1984年又完成了一百零一项科研课题，仅在通过鉴定的三十三项应用科技成果中，就有三项达到国际水平，六项为国内首创，二十二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1980年至1984年理科教师公开发表了三千一百六十八篇学术论文。这几年文科教师也写出了大批研究论文和科学著作，仅已经出版的各种专著、译著、教材、参考书、工具书等就有一千多部。七年间全校取得的研究成果总数，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总和，其中有些项目居世界领先地位。
基础理论研究是北京大学科研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北京大学的优势所在。这几年学校充实和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机构和力量，扩大了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新成果，也涌现了一批新的学科带头人。自然科学方面继九项研究成果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之后又有了新的进展。例如数学系教授张慕庆关于临界点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物理系副教授杨威生关于半导体金刚石锗硅表面结构的研究，地球物理系教师岳曾元关于星系密度波在不稳定阶段的演化规律的研究，在同类研究中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经济学院教授厉以宁关于西方消费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中文系副教授金开诚关于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在国内均属于开创性的工作，并达到了较高水平。考古学系吕遵锷副教授及其指导的研究生在辽宁省营口县金牛山遗址发掘出较完整的猿人化石，是我国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一个重大收获，为研究人类的进化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此外，北京大学的许多著名老教授近几年来也取得了新的成果。例如朱光潜教授哲学与美学方面的译著，对这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季羡林教授近来对吐火鲁文、梵文及古印度文学的译著和论文，周祖谟教授对汉语古音韵的研究，都取得了新成就，居世界领先地位。
在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北京大学注意改变以前对应用研究和开发重视不够的状况，采取措施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以便更加直接地为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作出贡献。目前，理科各系和研究所正在进行的四百七十项研究课题中，属于基本理论研究的课题约占30％，属于应用研究和开发的课题占70％以上。文科各系和研究所正在进行的七十项重点研究课题中，研究现实问题的将近一半。这是三十多年来北京大学科研工作的一个显著变化。近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许多新成果。由该校负责总体设计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最早发明活字印刷的中国在印刷技术上又一次登上了世界高峰，其中多项核心技术不但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遥感技术应用研究所与校外几个单位，用遥感技术共同取得的山西省一比二十五万卫星影象目视农业自然条件系列图，是我国遥感技术应用的重要成果。物质结构研究室对工业催化剂的研究，不仅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还取得了制备工艺方面的成果，年经济效益可达七十六万元。该研究室另一项成果“串级萃取理论及在提取贵金属中的应用”，对工业生产也有重要价值。近年来，北京大学不少文科教师直接参与了国家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和国家立法的咨询工作，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参考意见。还有许多教师积极投入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我国人口问题、中小城市建设问题以及香港问题的研究等。
北京大学科研工作的另一个新发展是已经建立和正在筹建一批多种学科互相渗透和结合的研究中心，开展了信息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高等教育科学以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等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蓬勃发展的科学研究工作促进了北京大学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不但为国家提供了科学成果，而且提高了学校的教育质量。北大专职科研人员不多，全校教师绝大多数既担任教学工作，又从事科学研究。研究成果能迅速地运用到教学中去，促使教学内容不断充实和更新。很多选修课、专题课的内容就是教师科学研究的成果。教学工作反过来又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