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
郭沫若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一件很好的思想教育工作，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际问题具体地联系了起来，使很多读者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自己也就是深受启发的一个。
一直到今天为止，凡是我所能接触到的有关《武训传》的批评文字，我差不多都读到了。我觉得谢兴尧先生的《武训其人其事》（《人民日报》五月三十日）写得比较具体，特别是所附的“武训活动时期以华北为中心的国内大事表”及“武训捐资兴学收支表”，使人们对于武训的真相可以一目了然。
武训的存在，我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经过陶行知先生的表彰，才开始知道的。我一直不曾加以研究。但在一九四三年陶先生所主持的一个武训纪念会上应邀讲话，便也曾盲目地称赞过他。一九四七年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我在吊诗里面曾经提到武训，而说陶先生比武训更好。（原诗被收入《蜩螗集》，因手中无书，原语无从引出。）
我是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活动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了出来，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对于这样的人而加以称颂，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最不应该的是替《武训画传》——可以说是电影《武训传》的姊妹，题了书名，还题了辞：
“在吮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
很难得的。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作为奇迹珍视是可以的，新民主主义
的社会里面，不会再有这样的奇迹出现了。（八月十一日）”
那是去年八月十一日的事。《画传》的编者李士钊先生早就写信来说：他在革大的学习结束了，他编的《画传》要在《光明日报》上连载（不知怎的后来并无此事），要我题个书名并写点意见。我勉强地应付了，这实是我的错误。我当时是应该负起责任来，劝阻《武训画传》的出版的，不仅没有劝阻，反而尽了帮助宣扬的能事。
虽然我的题辞多少含有批判的成分，并惹得编者在他的自序中驳斥了我，但批判得十分不够。而且在基本上还是肯定了武训其人，而其基本的原因也就由于并不十分知道武训其事。放高利贷来兴学，所兴的学又是要叫地主阶级“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的，这有什么值得“珍视”，有什么“很难得”呢？武训不仅没有意思“解决问题”——使老百姓翻身，他反而在增加问题，使问题更不容易解决——使老百姓更不容易翻身。这又算得什么“奇迹”呢？反革命者在封建社会里要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本来是极其寻常的事。
满清末年的武训和蒋介石匪帮统治时期的吴稚晖，大体上是一个类型的人物，虽然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而知识水平也不能相比。但吴稚晖容易认识，而武训比较不容易认识，原因是武训和我们的时代相隔较远，历史的真相模糊了，而又不曾加以研究，那就更加容易为一些表面上的刻苦行为所蒙蔽了。因此，武训的以身作则的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
经过了这一次的讨论，我是受了很大的启发的。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随便发言，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随便替人题辞题字，这种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我已下定决心加以痛改。我诚恳地向读过《武训画传》的朋友们告罪。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