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的先驱——陈翰笙——祝贺陈翰笙同志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我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的先驱——陈翰笙
——祝贺陈翰笙同志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
薛暮桥
陈翰笙同志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家，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的先驱。
陈翰老从小在家庭中受到平民主义的熏陶，在中学时代受到辛亥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十八岁那年，他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到美国求学。1921年以《中国五口通商与茶叶贸易关系》一文取得硕士学位。1924年在德国以《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一文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结识了李大钊同志和在华工作的苏联共产主义者，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通过他们介绍被聘为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特约供稿人，并同共产国际建立了组织关系。1925年冬季，蔡和森同志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回国路过北平和他会见时，详谈了彭湃同志在海陆丰领导农民运动的事迹，使他认识到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必须首先研究农民问题和农村经济问题。1927年李大钊同志被害后，他被迫出走苏联，在共产国际农民研究所工作。他在这里工作时感到，该所研究人员往往引经据典从事空洞的辩论，而脱离实际情况的研究。陈翰老认为应当深入研究实际情况，从农村经济调查入手，当时他就立志要向这项事业进军。
1928年陈翰老回国，受聘到蔡元培先生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所属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实际领导工作。他物色了一批进步青年，开展农村经济调查。最先是在东北调查，写了《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兵差与农民》、《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文章，揭露了军阀统治下农民的悲惨境遇。接着选择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番禺等地进行全面的农村经济调查，掌握了农村各阶层的土地分配和各种封建剥削的大量事实材料，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提供了初步依据。1932、1933年，又利用“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合法名义进行豫、陕、苏、浙四省农村经济调查，这是在陈翰老指导下规模更大的调查。1933年，他还调查了河南、山东、安徽三省的烟草产区，揭露帝国主义资本如何渗入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民进行直接剥削。1934年，他利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资助到广东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并且要我带领广西师专的学生进行广西农村经济调查。1940年，他又到云南西双版纳调查了傣族的土地制度。陈翰老领导下的调查研究，取得很丰硕的成果，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和著作。其中由他亲自执笔的有《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华南农村经济问题》、《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业危机研究》等，用中文和英文在国内外发表，在社会上很有影响。此外他还写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的农村研究》、《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等。他的不少论著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表，得到很高的评价。有些著作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
陈翰老的有些著作是同党的政治斗争密切配合的，例如在红军反“围剿”的艰苦岁月，他用英文写了《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以大量事实材料来对抗国民党反对土地革命的军事“围剿”，他把这篇英文稿提交“太平洋国际学会”印发，并亲自到加拿大出席这次大会，对与会各国著名人士畅述中国当时农村经济，以此来宣传党的土地革命。从此他在国外被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权威学者。
陈翰老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并不是从事经院式的学术研究，而是密切配合革命运动，出于革命的需要。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正确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泛滥着形形色色的反对我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思潮。买办学者美化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则否认中国存在封建剥削，把土地革命视为农民“暴乱”；更有欺骗性的是托派的谬论，他们胡说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已掌握政权，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取消。对于这些谬论，我们党的地下刊物虽然也予以驳斥，但一则发行范围很小，二则缺乏大量的具体调查材料进行有说服力的批判，所以收效较小。在这时候，用公开的调查资料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说明解决土地问题是挽救农村经济破产的根本出路，在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就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是很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所发展、封建制度逐步解体，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不是走向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一次学术报告中，听讲者问陈翰老中国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他很风趣地说，这个问题不象“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不是女人就是男人”那样简单，纯粹的封建制度已经过去，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更确切地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大城市中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但民族资本不断受到帝国主义资本的压抑和摧残；农村中虽然已有微弱的商品经济，但还保持着严重的封建剥削。托陈取消派借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胡说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扶助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已属资本主义性质。陈翰老领导和支持下的农村经济调查，以大量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不是促进中国农村走向资本主义，而是利用农村中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使用封建性的剥削方式来掠夺农产品。陈翰老有意识地选择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如华东的无锡、华北的保定、华南的番禺等地进行重点调查，以事实证明，当时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经营地主，也很少新式的富农经营。地主甚至富农一般是把土地分散租给贫农耕种，收取苛重的地租，并且通过商业高利贷来剥削贫苦农民。所以托派的胡言乱语是违背事实的谬论。
国民党御用学者一方面藉口商品经济的发展宣称“江南无封建”，另方面对于华北那些商品经济不发展的地区，又说这里自耕农很多，没有土地革命的要求。农村经济调查材料充分说明，这些自耕农并不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康之家，其中大多数只有很少土地，收入不能自给，他们要出卖劳动力，不但受地主富农的剥削，而且受商业高利贷剥削。许多地区还残存着向地主无偿提供劳役和逢年过节向地主纳贡的封建制度残余，对地主还没有完全摆脱人身隶属关系，他们的生活比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更加困难。陈翰老主持的调查有力地批判了改良主义运动，努力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资产阶级学者的农村调查总是掩盖农村中真实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他们按表面形式把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把小自耕农视为小康之家。陈翰老领导的农村调查采取列宁的农户分类方法，按照阶级剥削（包括交租、出卖劳动力和高利贷等）把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种分类方法看起来不甚重要，实际上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观点与方法的重要标志。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大量生动事实，使他主持的调查能够正确说明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深入揭示农村经济关系的实质。
陈翰老的调查方法是很科学的。他运用科学的概括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每调查一个省，先作概况调查，把全省分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几个地区，从每个地区中选出一二个有代表性的县，再从这些县里选择其中几个村进行全面调查。在无锡、保定和番禺的调查，对每个县都调查了一千多户，对省的调查则更为广泛。由于调查的点具有代表性，而对每个点的调查十分具体细致，因而能够全面深入地揭示中国农村经济的复杂情况。在人力组织上，不仅依靠骨干分子，而且尽量在当地吸收较多的进步青年，进行简单培训，参加调查。几年中，培养了几百个进步青年，造就了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象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张锡昌、姜君辰、秦柳方等同志以及我自己，都是在陈翰老的带领和培养下开始研究农村经济，进而研究其它经济问题的。
1933年国内风云险恶，陈翰老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已难以立足，他在被迫辞职时愤慨地说：“我们不能在中央研究院研究中国农村，就发动全国有志青年来研究农村吧”。经过他和其他同志共同努力，1934年建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会刊《中国农村》杂志。陈翰老被选为这个研究会理事会的主席。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出版一份进步刊物是十分困难的。陈翰老请蔡元培先生为《中国农村》题字，并请吴觉农、孙晓村两同志为发行人，由他们办好登记手续，使《中国农村》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发行。这个刊物在开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讨论、捍卫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方面，起过不小作用，是当时上海几个著名的进步刊物之一。虽然陈翰老不久因受上海的共产国际机关被破坏的影响，被迫到国外工作，但他同研究会及其刊物一直保持联系并给予有力的支持，《中国农村》的成就，是和陈翰老的鼓励和支持分不开的。
在国外，陈翰老仍然继续战斗。他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1939年他利用在烟草区调查的资料，用英文写了《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在美国发表（198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本，题为《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这是一本杰出的著作，美国出版商在1980年还重印了此书。美国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的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接受一个基金会的委托要编写一本研究新疆的专著，慕名请陈翰老合作。陈翰老虽然与他观点不同，但当仁不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收集和分析大量资料，写了三章，几乎占全书的一半。在美国，他还整理了西双版纳土地制度调查材料，用英文写了《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一书，这本书到现在对研究原始农村公社土地制度与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研究旧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仍有重要意义。
在国外，他努力向读者宣传中国革命。他的广东农村经济调查等著作在美国有不小影响，使美国进步读者认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缺乏理智，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腐朽封建势力是不明智的。《中国农村》上的许多重要文章以及论述中国土地问题的有分量的著作，都通过他的辛勤劳动而和国外读者见面，使美国学术界了解中国进步学者所提供的真实情况。他在美国的学术活动给美国进步的知识界以深刻印象和影响。
在抗战期间，陈翰老曾回到香港参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工合”是由国际友人和我国爱国进步人士发起、得到宋庆龄同志支持并得到国际资助的组织，目的是动员人力物力发展工业生产、供应战时军需民用，坚持抗战。为了争取并合理分配海外捐款和物质技术援助，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陈翰老担任执行秘书。从1939年到1942年，该委员会募集了不少捐款和物资，支持了解放区和大后方的工业合作运动，陈翰老做为执行秘书，作出很大贡献。
1950年初陈翰老回到北京，由于他在国外有广泛影响，所以担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接待各国来华访问友人，多次出国访问，发挥人民外交的作用。他还担任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也没有忘记学术研究工作，经常撰写经济和历史方面的文章。他在学术研究上十分勤奋，虽然年已古稀，仍在几位同志协助下，努力实现四十年前的夙愿——编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达三百多万字。这部巨著对研究我国华侨历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
陈翰老的学术活动是多方面的，在经济、历史、国际关系等方面均有涉猎，知识渊博。在研究工作中，他十分勤奋又井井有序。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治学态度严谨。一个问题如不占有大量材料和过细分析，就不轻率下结论。他善于以生动翔实的大量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对于年青同志爱护备至，悉心培养，谆谆教导。现在他已近九十高龄，仍然亲自指导几个研究生研究历史，并辅导一批青年学习英语。他的诲人不倦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我们要学习陈翰老的这些优良作风，使之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