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记从事科技、教育工作五十年的几位老科学家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国宝
——记从事科技、教育工作五十年的几位老科学家
本报记者 张敏求 王友恭
10月9日下午，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里群星灿烂。我国科技界一百多位泰斗来到这里，接受党和人民对他们辛勤劳动五十年的祝贺。正是由于他们的勇敢探索和忘我工作，我国许多新老学科从无到有，并且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同时，他们又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科技人才的成长，以自己的真知灼见、严谨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陶冶着年轻的一代，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他们的功绩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
在这次庆祝大会的前后，记者登门访问了他们中间的几位。
一生走创新的路
许多科学家获得的辉煌成就，都是注重创新的结果。著名病毒学家黄祯祥教授在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中，始终注重创新，现在他还想抓紧时间在晚年为人类再做新的贡献。
肿瘤的治疗，世界各国都在探索，目前大都是走手术和药物治疗的路子。他认为利用病毒感染肿瘤细胞，不但有可能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而且在病毒感染后会改变肿瘤细胞膜的抗原性，有利于调动机体免疫系统识别肿瘤细胞、控制肿瘤的发展。经过几年的探索，这个课题在实验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他还在研究别人不注意的非致病性病毒，在虫媒病毒病的防治方面开拓了新的前景。
黄教授从求学时期起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不愿走别人走过的路。1934年，他二十岁出头、当协和医院内科助教的时候，在病毒研究方面就有了创新。是他第一个将白喉杆菌按血清方法分型，发现这种细菌存在多种血清型，由此证明了抗细菌抗体的作用。他的论文一发表就受到国际上的重视。
1941年他被选送到美国深造，继续从事病毒研究。他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解决了国际上研究了二十年而一直没有解决的利用组织培养直接定量测定病毒或抗体的问题，创建了一项体外培养和鉴定病毒的新技术。这项工作把病毒学研究从“动物水平”提高到“体外细胞水平”，被称为病毒学领域的第二次技术大革命，为现代病毒学奠定了基础。美国的安德斯等人就是在他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病毒分离，从而在五十年代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黄教授最大的愿望是为防制我国病毒性疾病的流行做点实际工作。但在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他的这个愿望无法实现。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他提供了各种条件。他首先领导了乙型脑炎和麻疹等病毒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对医学病毒学有多方面的贡献，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如今，他是中国预防医学中心病毒所名誉所长、中国医学会病毒学会主任委员。
总结五十多年的治学经验，他说：“走老路永远不能超过别人，一定要注意创新。我一生所有的研究工作都遵循这个原则。”
妇女的骄傲
从事科研工作五十年以上的老科学家中，有四位女科学家。她们是理论物理学家王承书、儿童心理学家刘静和、核物理学家何泽慧和天文学家邹仪新。她们都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做了出色的工作，培养了一批人才。
一百三十一人中只有四位女科学家，太少了！这个数字不仅是旧社会轻视妇女、男女不平等的后果，也反映了一个事实：要成为一个女科学家难啊！她们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辛劳，甚至要作出某些牺牲。只有那些最勇敢、最勤奋、最有坚韧不拔精神的女性，才能获得成功。
我国第一个女天文学家邹仪新从小性格倔强，越是难于做到的事，她越要去做。三十年代，学天文的男生也极少，人们都说天文难学。邹仪新偏偏要试试，果然她考上了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学天文的六个学生中，她是唯一的女生，而且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教。从此，她开始了实用天文的研究。她住在天文台，几乎天天夜里都在观测。生了孩子，仍住在天文台，为的是不中断观测。如今，她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依然在天文台工作，常常连星期天也不回家。今年，是邹仪新结婚五十周年，女儿、女婿带着礼品来向两位老人祝贺金婚，邹仪新却不在家。这时，她正在离北京几十里的工作岗位上。
邹仪新说：“要做出成绩来，没有别的法宝，必须肯花时间。中国有句古话，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真是千真万确。太阳光在窗台上一点一点地移动，时间就慢慢地过去。过去一点，生命就缩短一点。时间太宝贵了。”她家里没有彩色电视机，天体比电视节目更吸引她。她家里没有什么陈设，只有书，每个房间里都有两三个书柜。她认为生命的全部价值就是工作。她说，工作中有点成绩，这是最大的愉快。这种愉快是不能用语言形容的。越愉快，钻研的兴趣就越浓，就不在乎什么名呀、利呀和其它身外之物了。她从小体弱多病，家里人说她活不长。她诙谐地说：“没想到我活到了七十多岁，精神愉快可以延年益寿。”
衷心祝愿这些老一代的女科学家精神愉快，健康长寿。
科学家是不肯休息的
这些科坛老将们，如今年纪最小的也有七十岁了，总该好好地休息了吧？然而，他们不甘坐享清福，还要利用经验丰富的优势做各种力所能及的工作。八十二岁的原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贝时璋，干了多年的科学管理工作，今日仍老当益壮，又亲自动手筹建起细胞重建研究室，带领一批中青年生物物理科学工作者，在人们未曾涉足的领域探索、攀登。上个世纪出生的原水利部顾问、著名水利学家汪胡桢当年是驰骋在水利疆场上的一员猛将。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是治理淮河的主任工程师。解放后，他又担任治淮的领导工作。敬爱的周总理曾亲自听过他关于治理淮河方略的汇报。为了在淮河上游蓄水发电、灌溉农田，他担任了我国自己设计的第一座大型发电站——佛子岭水库的设计、施工总指挥。后来，他又担任了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的总工程师和北京水利勘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如今，那些跋山涉水、直接指挥千军万马的事情，对他说来已经力不从心了，但他还要把余下的全部热量献给国家的水利事业。当记者来到他的住处采访时，他正在用视力不到零点一的眼睛，在放大镜下阅读资料。近几年来，他用颤抖的手，先后写出了关于水库建设中如何解决移民问题、如何缩短水电工程建设周期等问题的论文和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和水电部领导的重视。
钢铁工业战线上两位著名的高级工程师李文采、邵象华，在解放初期为恢复和发展我国钢铁生产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近年来，他们因为年迈退居二线，都带了研究生，并抓紧著书立说，把积累的学识和宝贵经验传给后人。
成就，来自坚韧不拔的探索
出席这个庆祝会的每一位老科学家都有一本厚厚的、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进行探索的历史。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和微生物学家俞大绂教授就是其中一个。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涉重洋到美国去深造。回国后，在那个科学不被重视的旧社会，他与戴芳澜等几位有志之士跋山涉水，跑遍全国采集标本，历尽艰辛搞研究，终于为发展我国近代植物病理学奠定了基础，并对我国作物病毒病害和细菌病害作了开拓性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位我国病毒学泰斗的一些研究工作是在日寇炸弹的威胁下进行的。抗战期间，他随学校流迁到昆明后，在环境相当恶劣、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每天泡在实验室里潜心探索。
十年浩劫，使他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颠沛流离、大伤元气。但这也动摇不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决心。在原校址一间堆满杂物的仓库里腾出一块空地，他把一些残存的资料和仪器重新搜集起来，一边继续写书，一边进行赤霉菌的遗传变异研究。1976年地震期间，他已过古稀之年，在腿疾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为了找到科研急需的书籍资料，他不顾楼房随时会摇晃，毅然登上高楼。他正是以这种坚韧不拔、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为我国植物病理学科作出了贡献，并在真菌异核现象等的研究方面跨入世界的先进行列。他的研究工作为我国农业生产中的病虫害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早在五十年代，他就被中国科学院聘为学部委员，并被苏联科学院聘为通讯院士。他和许多老科学家共同的感受是：在科学的征途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要想在科学的领域里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有所贡献，就要不怕吃苦，认准了目标就要百折不挠，顽强地坚持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寄希望于年轻人
这些科技界的老前辈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期望大批的年轻人尽快地成长起来，超过老师，超过前辈。
在庆祝会上，老科学家们手捧清茶一杯，回顾几十年来的科学实践。他们语重心长地向年轻人谈感想，讲体会。著名光学家王大珩说，要想成为一个有出息的科技工作者，固然要在业务上刻苦钻研，务求精深，同时还必须具有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作贡献的大志，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远大理想。崇高的理想会变成在科学的征途中攻克难关的无穷动力。有了远大理想，就不会因为个人的小小得失而磨损了向科学高峰挺进的锐气。为此，不管老年还是中年的科技工作者，在带领广大青年生力军前进的时候，一定要既当指挥员又当“政委”，一定要帮助年轻人牢固地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许多老科学家多年来也正是这样做的。如著名声学家汪德昭，近年来常用他在旧社会、国外和回国后各生活二十多年的实际感受来说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有才华的科学家驰骋的广阔天地。老科学家们还在会上谈到，经过几十年来前辈科学家的开拓和辛勤耕耘，我国不少科学领域都为新一代科学工作者的攀登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我国年轻一代的科学队伍中肯定会出现更多的科学明星。（附图片）
十月九日，中国科学院举行京区学部委员、科学家从事科技、教育工作五十年庆祝会。图为万里向著名科学家茅以升发荣誉奖状。
新华社记者杨武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