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鹰近作印象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航鹰近作印象
滕云
航鹰几年前还被称为文学新人，现在已是一个开始呈现出自己风格的作家了。
她的风格，大致是由如下几方面构成的。一是她写的大多是常人常事、家长里短、常态的生活和生活的常态，写普通人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普通人就是身份普通、行止普通、性格心理普通的人。售货员啦，幼儿园老师啦，建筑工人啦等等，即使写到老干部和较高的干部，也是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普通人的感情。航鹰并不全写凡人小事，她也写先进人物的优秀事迹，但这些先进业绩不属于豪壮丰伟一路，而仍然属于常人常事的范围。由于航鹰小说人物多活动于家庭，多以市井为场景，因此她的题材与人物的普通性紧密地联系着。
二是善于写世态人情。中国传统的世情小说，勾勒世相，描摹人情，世相与人情溶为一体。世情小说中的人情，一般不是抽象的、单纯的男女之爱、亲子之情、求生之欲，而是反映世态时俗的世人的心理、世人的感情。航鹰小说中的人情味亦近于此。她不走社会问题小说的路子，不以社会问题为核心组织情节、刻画人物，社会问题在她的作品中只是淡出淡入，她把社会问题化而为世相人情。例如中篇小说《枫林晚》，实际上接触的是社会学上所谓老年学的某些问题，但作品描绘的是一幅有众多老年人活动的人生晚景图，一幅有丰富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内容的世相画。中篇小说《倾斜的阁楼》，写的是新时期社会生活变化中发生的两种人生价值观念、两种生活理想的冲突，而作品呈现出来的亦是世相人情的画面，特别是对以“四袋面”为首的若干人物的庸俗市民气的刻画，给人印象很深。此外如《红丝带》、《丧事》、《宝匣》诸作，都有社会问题的内容，又都描摹的是人情世相。当然，航鹰的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或是表现形式上都不同于传统的世情小说，我只是说她观察生活概括生活的角度更多地着眼于世情的变化罢了，而这正是构成她的风格的一种重要因素。
航鹰的创作还注重发掘和表现人物心灵的美质，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明朗的、暖人的格调。她的成名作《明姑娘》、《金鹿儿》，写的是美的人、美的心灵，展示了青春的美、生活的美；那是一种热烈的美、明丽的美。《倾斜的阁楼》、《丧事》、《枫林晚》等，仍然具有这种美，但更加沉着、成熟、朴素平易。美不仅在心灵，还在道德；美不仅在青春焕发的年轻人，还在成年人与老年人。《倾斜的阁楼》中一心扑在工地上的建筑工人梁根柱，温柔地爱着孩子们的幼儿园老师徐珊，心灵是淳美的；老工人周满囤，以及《枫林晚》中的老人们，心灵不也是淳美的么？人生虽有诸多不尽可人意之处，世态虽然并不至善，却掩不住美在生活，美在人心。于是航鹰的作品给人以温暖之感。暖色是航鹰作品的基调。航鹰近作确实增加了某些社会批判性成分，但总的调子并不冷峻，更不是严冷。社会批判性内容只使她的近作较之以往作品的明丽更见深沉。但暖色也不是热色，航鹰不大选择轰轰烈烈的题材，虎虎有生的性格，炽热如火的生活场景。她的作品的美学色调不属于阳刚之美，也不属于清柔之美，而是一种明豁冲和之美。
与几年前比较，航鹰作品中这些属于她个人的东西，一方面在巩固着，一方面在发展着，在巩固中发展，而发展则是加强、增添。读她的近作，尤其是读《枫林晚》、《倾斜的阁楼》，感到作家的进步是明显的。
作家的艺术概括力增强了，作品的容量加大了。《倾斜的阁楼》主要写一对普通青年工人的家庭生活和他们最后的离异，而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一个大城市在大地震之后的重建和复兴；低工资、房荒、换房之风和城市生活风景线上的种种事物；日夜修建居民楼的建筑工人们，他们的职业自豪感、压力与队伍中的形形色色、建筑工地的种种氛围；还有普通女工、幼儿园老师、技术人员、作家、工厂里的社会油子、外商代理人、家庭妇女的生活和居民楼里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氛围；还有天津老城的市风民俗世故人情……一方面反映了在人们身边涌动的四化建设的热流，一方面反映了一股不小的“奔日子”的时髦潮流；作品既表现了我们当前生活的蒸蒸日上，塑造了心灵美好的普普通通的人们，又表现了现时代人们从“面向社会”到“回到家庭”的社会心理的变化，以及某种人心的“倾斜”，向单纯追求物质生活的“倾斜”。比之航鹰前几年的创作，她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范围、作品的社会容量，都有了较大的拓展。
在《枫林晚》中，作家涉世也更深，刻画世情笔力较前老练了。作者能够在老人们琐碎的对话、看似平落的关系中，发掘出其中包涵着的很深的人生意蕴和人生况味，通过人们习焉不察的现象和细节，写出老人对生活的依恋，对晚辈的依恋，写出他们那种不再想着占有什么，只想着珍惜人生的价值的纯良挚钝的心态。可贵的是作者写的这曲老人颂，既对某些为人子者淡漠乃至盘剥老人劳动的风气予以温婉的讽刺排击，又对尊敬、关怀、爱护老年人的社会新风尚作了颇带理想色彩的歌讴。作品描写一对老人几十年来深藏心底的温爱最终获致美好的结局，描写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对暮年终成眷属的杜芒种与贺望兰的祝福，显示着在我们社会里老人们的晚境如夕照中的枫林，既宁静又温暖。在当代小说创作中，象这样专力描写老年人的人生况味，对老年人心境如此深入体察的作品，迄今尚属仅见。
讽世成分增多，也是航鹰近作的一个发展。《高雅》、《名演员》这两个为某些演员画像的短篇，份量并不很重，但它们却显示了作者在歌颂性题材之外顾及了讽谕性题材，作品里有对“明星”与“明星崇拜”（包括明星自我崇拜）的讽谕。《丧事》、《宝匣》也是讽谕性作品，前者是对某些人道德伦理观念的讽谕，后者是对某些社会现实的讽谕。《枫林晚》和《倾斜的阁楼》中也有讽谕性内容。这些是作者描摹的色色世相中的若干色。航鹰近作总的调子依然是明亮的，但讽世成分的加入，就使她的近作明而不单调，亮而不浮薄，适度的暗色使作品于开朗中多了浑厚。
指出航鹰创作有这些新进展，不是说她的近作篇篇都比从前更好，不，《枫林晚》、《倾斜的阁楼》对于她确是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也有些近作不及她曾达到的水准。这也是自然的。而且总的说，她的作品写得稍显直露，明快但欠含蓄，这种缺憾在近作中仍然存在。她总习惯于设置一些人物或由叙述者出面解释作者意图和作品含义，如《枫林晚》中的郑社长，《丧事》中的“我”，充当的都是情节与人物的解释者的角色；她的作品写得太尽了些，不很注意留有余蕴，笔墨迤逦而欠精炼，这种缺憾在近作中亦仍存在，包括《枫林晚》、《倾斜的阁楼》，叙述描写都有拖沓之感；她的作品立意好，有情致而思想稍平，这种缺憾在近作中也仍然存在，作品的思想力量、站在时代的高度上给人以思想启迪的作用力，还是弱了点。个别作品如《丧事》，对“大姐”“哥哥”身上的那种传统美德与因袭重担的混合，还缺乏更明晰更准确的辨识、把握，因而对他们的“深明大义”的表彰就还有点含混。
天津作家各人走着自己的创作路子，在创作追求上“各把一方”，航鹰也是。不大好把航鹰与其他作家比较短长，兰香菊影，水色山光，各具胜处，都为人们观赏所需，不应彼此靠拢取齐，都宜相互衬托辉映，庶几使文学达到对生活的多样化的把握，使审美获得了多样化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