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好八十年代的娘子军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当好八十年代的娘子军
“三八”女子救护队代表 秦蓉
我们“三八”女子救护队是根据老山前线作战需要而组建的一个集体，全队三十人，年龄最大的四十二岁，最小的十七岁，其中二十六人是干部子弟，有十二位已当了妈妈，有八人是夫妻同上战场。我们这个救护队主要负责某炮兵团的伤员救护和卫勤保障工作。对于能否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起初有些担心，一些男同志也有疑虑。他们说：你们只要不出事，能平平安安地下阵地，就算不错了。这种担心和疑虑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全队的女同志来自六个单位，彼此不大了解，体质比较差，又都从小生活在城市，没有吃过多少苦。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全队同志在老山前线近一年的日子里，没有为中华妇女丢脸。大家和男同志一样，怀着对祖国赤诚的爱，对战友深厚的情，团结一心，共同战斗，既当医疗队，又当宣传队，先后一百二十多次冒着炮火抢救伤员，到各连队、各阵地为干部战士巡诊一千五百多人次，还自编文艺节目到各阵地巡回演出，鼓舞战士的斗志。今年“三八”妇女节，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发来慰问电，赞扬我们是“和平事业的保卫者”，“八十年代的娘子军”。上级给我们荣记了集体二等功。
舍家赴战场
有人说，人类最伟大的情感莫过于母爱，母爱的牺牲是最痛苦的牺牲。这话一点不假。十二个当了妈妈的同志奔赴战场的时候，都经历了一番和亲人儿女离别的痛苦斗争，都做出了舍弃母爱，放下娇子，奔赴疆场的正确选择。军医薛小军的女儿才半岁多，很逗人喜爱。部队接到参战命令后，她与丈夫商量，准备将孩子托人照看，夫妻一同上战场。有人对她说：“你们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托人照看能放得下心！”这话起初也曾搅得薛小军几晚上睡不着觉，有时夜里起来好几回，流着眼泪，抱着孩子亲了又亲。但她懂得：幼小的孩子需要我，战场上的战士更需要我。是部队把我送入军医大学培养的，我要把自己的知识和力量贡献给祖国。部队出发那天，薛小军将孩子搂在怀里不停地亲吻着，两行热泪滴落在孩子脸上。她轻轻地对孩子说：“别怪妈妈心狠，等打完仗回来，妈妈再好好抱你。”她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更多的孩子不失去母爱，妈妈的心已不能把你牵挂；妈妈的爱将化作满天彩霞，映红南国天涯。”薛小军是内科医生，为了适应战场需要，她虚心向有外科临床经验的同志学习，野战外科技术提高很快，先后做气管切开、气胸封闭等大小手术十八例，全部获得成功。
我们每个孩子的母亲都尝到了与孩子分离的痛苦，一些年轻的姑娘又经受了恋爱婚姻的考验。司药杜云花今年二十八岁，三十一岁的未婚夫是一线连队的军医。他们原定去年国庆节举行婚礼，而部队要开赴前线。小杜想：婚姻虽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但和保卫祖国的大事相比只是小事。她和未婚夫商量，推迟了婚期。参战后，她未婚夫在一个高地负责救护工作，那里是老山的最前哨，三面受敌，越军袭扰频繁，干部战士每时每刻都受着死亡的威胁。有一次，她未婚夫和几个战士行走在老山崎岖的小路上，一位战士不小心踩滑了脚，两手着地，被地雷炸断了双臂。当小杜听到这个消息后，既为未婚夫的安全担忧，又更加意识到他在那里做救护工作的重要。那里的战士需要他，小杜不但不拉后腿，还经常捎信鼓励他尽心工作，争当英雄。春节前夕，父母来信催他们早办婚事，团首长也考虑他们的年纪不小了，建议他们在老山举行战地婚礼。战斗正在进行，个人的小事摆不上位置。于是，小杜和未婚夫婉谢了首长的关怀，决定不到凯旋之时不结婚。
卫生班班长张瑛，是1977年入伍的老战士，与她同年入伍的战友，有的提了干部当了医生，有的上了大学，有的退伍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和恋人，但她还是个卫生兵。去年10月，部队分配到一些退伍名额。张瑛是入伍九年的老兵，符合退伍条件，而且退伍后可以在杭州的旅游局工作。当领导征求张瑛的意见时，她表示：在和平环境中幸福生活的人很多，但能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经受考验的人很少，我要珍惜这一生中难得的机会。张瑛认为，幸福在于贡献。她对幸福的理解，正象她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曲里讲的那样：“幸福在那里，朋友我告诉你，它不在柳荫下，它不在睡梦里，它在艰苦的工作中，它在辛勤的劳动里，啊，它在为祖国的贡献里……”在战场上，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冒着炮火抢救伤员，满腔热情地为伤员送茶送饭，洗脸洗脚。她带领的卫生班被誉为“伤员之家”，上级为她和她们班分别记了二等功。
敢闯生死关
我们救护队驻地是越军的炮火重点封锁区，敌人的炮弹经常打来。上阵地巡诊送药，到前沿接运伤员，都是在炮火硝烟中穿行。起初，我们中有些胆子小的同志，听到炮声就捂耳朵，看到伤员就闭眼睛。我们开展学英雄模范、想前沿战士的活动，进行“五种革命精神”的教育，使大家懂得了：战士们英勇无畏，不是先天生就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来自甘愿为祖国献身的思想和战火的锻炼。因此，大家抱定一个决心：向前沿干部战士学习，不怕流血牺牲，在战火中打出八十年代女军人的英雄风貌。
化验员季锐的丈夫是一位战斗在最前线的步兵团副团长，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季锐自己也被安排在机动组，要经常到前沿阵地去前接后送伤员，也有流血牺牲的可能。有时夜深人静，她拿出不满周岁孩子的照片久久凝望，看到孩子甜蜜的笑脸，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战争使她变得坚强起来，她用录音机给母亲和孩子留下了遗言。她给孩子的遗言这样说道：“孩子，当你能听到你妈妈亲口留下的这段话时，你的爸爸、妈妈也许已牺牲在云南老山前线了。现在你爸爸正在离越军最近的一个高地指挥作战，妈妈也很快要到前沿去接伤员叔叔，我多么想好好抱抱你、亲亲你呀！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听姥姥的话，长大了好好学习，象你爸爸、妈妈一样，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保卫好祖国的神圣领土。”她把录音磁带用手绢包起来，锁在箱子里，作出了献身的思想准备。她积极要求到前沿去接运伤员，是我们全队中接运伤员次数最多的一个。
一天夜里，季锐和一名卫生员去前沿接运伤员。当时敌人正向我阵地炮击，掩蔽部外火光闪闪，同志们都劝她俩等炮击停止后再走。但季锐想到时间就是伤员的生命，早一分钟接回伤员，就多一分生的希望，便冒着敌人的炮火出发了。当她俩接到伤员，开车行至一个农场时，一发炮弹在她们附近爆炸。为了不让伤员第二次负伤，她俩弯下腰，用身体护住伤员，直到安全返回。
和季锐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全队同志的胆子变大了，意志变得坚强了，危险的地方敢闯了。一个炮连的阵地距离敌人很近，是敌人的重点炮击目标，我们准备在这个连开设前沿救护所。有的同志出于对我们的关心，劝我们不要去那危险的地方。我们觉得，正因为危险，连队同志伤亡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更需要我们去救护。再说，连队干部战士能在那里战斗，我们女同志为什么不能在那里救护呢？队里把任务一宣布，全队人人报名争着去。1月14日晚，副队长曹娟娟带领三名同志组成救护组，住进了连队阵地的防炮洞里。15日，越军对我发动大规模反扑，阵地上弹片横飞，硝烟弥漫，战士们冒着炮火顽强地与敌人对射。救护组的同志不顾战士们的劝阻，穿梭在炮火中，还配合连队搞战地鼓动，受到连队同志的赞扬。
还有一次，我们驻地遭到敌人炮袭，炮弹就在我们帐篷前爆炸。大家刚钻进防炮洞，就听说外面一个帐篷炸飞了，有五名战士负伤。伤情就是命令！我们十几名同志奋不顾身冲向洞外。突然，有三发炮弹落在离我们只有五米的地方。那一瞬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卧倒，也来不及卧倒，幸好敌人打来的是三颗哑弹。事后，有的同志诙谐地说：“敌人害怕我们女兵，打过来的炮弹连气都不敢吭！”伤员抬进洞后，需要进行手术。可是器械和药品需到洞外手术室去取。麻醉医生张帆、卫生员张瑛、王剑霞三人又冒着炮火冲到一百多米外的手术室，取来麻醉药和手术器械。这时，又一个帐篷炸飞，顿时火光冲天。就是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挤在狭小的洞内，以担架为手术台，以汽灯为照明，跪在地上进行手术。经过紧张抢救，使伤员全部转危为安。
除了完成炮兵团的卫勤保障和战场救护任务外，我们还主动向上级请战，要求到打得最艰苦、最激烈、救护任务更重的步兵团去协助救治和接运伤员。步兵团的救护所配置都很靠前，从我们驻地到那里路很难走，还要经过许多处敌人的炮火封锁区，但大家毫不畏惧。在1月、2月、3月的几次较大的战斗中，我们都派出救护组去接运和救护伤员，有时队长、指导员、司务长、通信员、炊事员都一齐上。每次接到要去接运救护伤员的任务时，全队同志人人到队部抢任务，你一言我一语地喊着：“队长，让我去吧，队长，让我去吧！”
一心为战友
十七岁的卫生员唐兵花是全队年纪最小的一个，她第一次看到伤员时，用双手蒙住眼睛，连看也不敢看。在开展“救伤员、爱伤员”的活动中，她懂得了应该以怎样的感情对待自己的战友，多次冒着炮火到前沿接运伤员，平时护理伤员也不怕苦，不怕累。一次，她患中耳炎，仍然坚持抢救工作，连续四十多小时没合眼。
3月8日深夜，前沿救护组的同志接运一位被炸伤的战士。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伤员十分痛苦。救护组的季锐和另一位同志就半蹲半跪在车厢里，用手托着伤员的双腿，并不时轻声安慰他。在车上一个多小时，两个同志的腿蹲麻木了，双膝被厢板碰破了，但她们一直坚持托着伤员到达驻地。
在抢救、护理中，我们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伤员减少痛苦。伤员刚来队时，我们想到战士们在前沿几天吃不上热饭，就端上热腾腾的荷包蛋，包好饺子，冲上奶粉和麦乳精，一口口地喂他们。有的伤员由于作战疲劳，不想吃饭，我们就劝他们多吃，想吃什么，就给他们做什么。我们卫生队住在半山腰上，阴雨和浓雾使道路十分泥泞，一个人空手从山下走到山上都累得气喘嘘嘘。可是为了给伤员洗脸、洗澡、洗衣服，女战士们每天要到山下一桶桶把水提上来，不知摔了多少跤，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苦。每一个伤员来队，我们都用热水给他们擦去身上的泥土和血污，连脚趾缝里都洗擦得干干净净。伤员们感动地说：“到了‘三八’卫生队，就象到了家一样。”
护士方晓京是入伍十五年的老同志，身体虚弱。但是，她不顾领导劝阻，带病坚持负责卫生班的护理指导，各种护理工作都亲自干。伤员从阵地上下来，身上很脏，她就和卫生班一起，借来五个煤油炉烧水，为伤员洗头、洗澡、理发。她经常照料伤员到深夜十二点才睡觉，临睡前还要巡视病房，检查医嘱执行情况。有时外面刮风下雨，睡到半夜又爬起来为伤员盖被子，关门窗。伤员汤军来到我们卫生队，整天精神不振，方晓京及时了解原因，原来汤军的女朋友前不久提出“吹灯”。小汤受伤又失恋，心情苦闷。方晓京便主动和他谈心，鼓励他正确对待。汤军右手负伤，不能写信，方晓京就代笔给他的女朋友去信做工作，使汤军很受教育，重新振作起精神。
我们队的女兵们，大多性格内向，不少同志和生人说话都羞怯脸红。但看到阵地环境艰苦，文化生活单调，就产生了一种要为战士服务、让战士们得到更多欢乐的责任感，既当医疗队，又当演唱队，把对战士深切的感情融进我们的歌声，注入战士们的心间。于是，由指导员赵丽君负责，成立了演唱组，自编文艺节目，背着药包，背着乐器，到各阵地边巡诊边演唱，走到哪里，就把药品和歌声带到哪里。在今年的一次战斗中，一个连队出现伤亡，干部战士很悲痛。我们想，战士精神上有痛苦，我们要用自己的歌声活跃他们的情绪，便赶去慰问演出。当我们演唱了《十五的月亮》、《相会在攀枝花下》等歌曲时，战士们逐渐活跃起来，拍着巴掌和我们一起高唱。当时，炮位上还有同志在坚守岗位，无法看我们演出。通信员郭小环就拿着话筒，通过送话器，一口气为战士们唱了二十多首歌曲。当我们得知炊事班还有四名同志没能看上演出时，就跑去抢下他们手里的活儿，专门给他们演了节目。我们离开连队时，干部战士都激动地表示：一定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在几天后的一次战斗中，他们一举击毁越军三门新式火箭炮，全连荣立了集体二等功。指导员风趣地对我们说：“你们的歌声使我们的炮都打得更准了。”（附图片）